摘要
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视角出发，探索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内涵与特点，并分析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条件变量组合路径，有利于决策效果的优化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妥善应对。以安全系统理论与物理-事理-人理（wuli-shili-renli，WSR）方法为指导，通过大量文献调研与分析界定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内涵与特点，同时梳理影响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条件变量，采用问卷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再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详尽分析其影响因素与条件变量组合路径。通过研究决策信息焦虑、情报传递障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等不同变量组态对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影响，最终得到5条组合路径，即情报传递障碍缺失型路径、事理因素主导的信息焦虑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融合型路径、信息焦虑缺失型路径、事理因素主导的情报传递障碍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融合型路径以及法规制度特化型路径。这些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可以为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提升与突发事件应对提供参考。
0 引 言
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全与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与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对我国智慧政府的施政模式与决策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频出，为智慧政府实现上述要求带来了挑战。重大突发事件存在复杂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与政府决策效果提升的工作目标之间形成了矛盾，且有进一步加剧矛盾的潜在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和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丰富，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人、财、物的直接损失，也表现在信息空间中公众负面情绪的快速蔓延甚至溢出。这种风险溢出效应极大地左右了公众的危机感知与群体态度极化转变，容易催生出新形态的舆情舆论风险，加剧整体社会稳定状态的失衡，从而导致政府决策术业不精、效果不彰。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已有的情报学相关研究较多针对突发事件的主题、情感、热度等信息要素的引导和管控，侧重于网络舆情等研究内容的主题演变及传播特征；有关突发事件的风险本征研究较多关注风险的影响因素、演化机理以及溯源和评价等，其管理活动多为情报的监测、预警及应对等内容；而关于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这一特定应急场景中发挥情报引领、主导决策关键作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情报风险治理机制与情报决策关键路径的实证检验与梳理。
综上所述，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决策已成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重要课题。从理论视角审视，智慧政府情报决策不再是以单一要素驱动，而是多要素协调联动。从实践层面解读，智慧政府的风险应对从决策输出到成效反馈也不再是单一主体的单一向度反馈过程，而是结合人理、事理、物理的有机统一。物理-事理-人理（wuli-shili-renli，WSR）方法论蕴含着中国传统哲学思辨思想的系统方法理论，近些年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复杂管理问题。与此同时，其也是一套综合集成的方法、工作步骤和工具。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WSR方法论与安全系统理论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探究突发事件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影响因素组态路径；在契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探究突发事件风险应对的新变化与新要求，引导智慧政府决策效果的快速提升。
1 文献回顾与研究逻辑
1.1 文献回顾
如上文所述，在重大突发事件这一大背景下，智慧政府作为本研究的主体概念需要进一步梳理明确。与此同时，政府决策与情报决策的概念界定需要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此外，WSR方法论与安全系统理论从哲学与实践层面为本研究的要素识别与路径提取提供了理论指导。故而本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回顾已有研究成果。
1.1.1 重大突发事件
重大突发事件是突然发生的、造成巨大社会危害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的总称。其最主要特点为突发性、复杂性与重大危害性。例如，2021年的“7·20”特大暴雨灾害是重大突发事件的典型代表，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危
1.1.2 智慧政府与情报
政府信息化建设所呈现的移动性、社会性、虚拟性、个性化等全新特征，是信息技术变革和电子政务创新不断交互、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智慧政府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随着情报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情报技术的进步，新时期的情报工作所指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情
1.1.3 政府情报决策相关研究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思想下，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与国家安全治理紧密关联，《“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中明确指出，“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1.2 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概念界定
不同的管理主体在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之中，其决策方式与具体决策行为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但共同追求的目标都是决策效果与预期目标间尽可能地趋近与拟合。基于本研究关注的主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外部环境下，智慧政府这一管理主体的情报决策效果概念与定义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情报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决策依赖于情报；在此基础上，情报决策的定义是通过情报的收集、整理、分析与研判，融合数据、信息与知识，主导、引领实现具体目标的管理行为；其核心任务是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将普适的信息加工为专业的情报，为管理主体提供决策服
基于上述观点与已有研究成果指导，本研究对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这一结果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细分。主要包括：智慧政府情报决策对社会负面舆论的引导与消弭满意与否，决策评估判断的精准与否，决策善后处理是否得当，从决策制定到结果输出的响应速率是否及时，以及决策过程中的资源调配是否高效且及时。
1.3 理论基础
1.3.1 WSR方法论
WSR方法论是“物理-事理-人理”思维哲学集合的简称。具体来讲，物理，是指问题处理过程中的客观存在，是物质运动规律的集合；事理，是指主体面对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时的过程本身与介入机理；人理，是指实践过程中人与人、人与事及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角色转变。近年来，关于WSR方法应用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决策研究、信息协同、战略制定与风险管理等方面产出了许多优秀成果。目前，在涉及政府管理绩效与决策效果的已有研究成果中，通常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理论框
1.3.2 安全系统理论
海因里希结合现代管理理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等理论，提出基于事故致因的理论和模型，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化和成熟，最终形成安全系统理
1.4 研究逻辑
基于上述对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可以明确重大突发事件情境下的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是一个复杂环境下的复杂系统管理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将聚焦于影响因素梳理、组态作用机理以及突发事件风险认知与应对三个关键问题。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安全系统理论和WSR方法论的核心内涵及应用精髓与这三个关键问题有内在的一致性与本质的契合性，为本研究提供了指导思想。安全系统理论为厘清重大突发事件的风险要素划分以及解释情报决策效果影响因素的条件变量提供了理论依据、系统思维与工程实践指导；WSR方法论在哲学、管理学与决策应对视角为影响因素的维度划分与组态路径实验提供方法引导，也为提升策略的提出提供了集成框架。基于此，首先，本研究参考大量文献，依托安全系统理论梳理影响情报决策效果的多维要素，并以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进行划分，构建突发事件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影响理论模型框架；其次，利用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运用fsQCA方法对因素间的组态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组态路径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效果提升策略，旨在为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与重大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优化提供可行方案。
2 影响因素及分析框架
2.1 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安全系统理论抽取较为典型的情报决策效果影响因素，结合WSR方法论，以重大突发事件全局图景视
图1 理论模型构建
2.2 量表构建
本研究参考相关文献，根据安全系统理论与WSR方法论框架，构建突发事件政府情报决策效果量表，如
| 维度 | 变量 | 测度项 | 来源 |
|---|---|---|---|
|
结果 变量 | 突发事件政府情报决策效果 | 我认为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响应及时 |
张海涛 李金龙 栾宇 |
| 我认为政府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决策降低了社会负面影响 | |||
| 我认为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资源调配得当 | |||
| 我认为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事件评估准确 | |||
| 我认为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善后处理得当 | |||
| 人理（R） | 决策信息焦虑 | 我在面对大量陌生信息时失去耐心或感到不安 |
张艳丰 李春雷 |
| 我知道在哪里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但是我不知道查询途径 | |||
| 我不知道在哪里获取我需要的信息 | |||
| 我获取不到所需信息时会变得焦虑 | |||
| 我对不了解的领域常常不知道怎么确定信息的可用性 | |||
| 情报传递障碍 | 我不知道从何处获得政府的预测预警信息 |
周红磊 张鑫蕊 杜军 赵建涛 | |
| 我觉得政府发布的预测预警信息不够清晰明确 | |||
| 我认为政府发布的信息往往卷帙浩繁，不得要义 | |||
| 我认为政府发布的信息存在不真实的情况 | |||
| 我觉得政府会不合理地收集相关的信息 | |||
| 事理（S） |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 我认为突发事件发生时会出现严重的网络舆情 |
叶琼元 王治莹 陈必坤 黄小 |
| 我认为网络舆情能够加剧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 | |||
| 我认为政府是干预网络舆情的最主要力量 | |||
| 我认为政府的妥善应对能够降低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 |||
| 我觉得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妥善引导了网络舆情 | |||
|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 我认为政府是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最主要力量 |
陈淑 纪雪梅 张 | |
| 我认为政府及时、合理的响应机制能够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 | |||
| 我认为突发事件的预防机制是政府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我认为突发事件的恢复机制是政府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我觉得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到了妥善的应急响应 | |||
| 物理（W） |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我认为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 |
戚阿阳 耿志杰 纪雯 |
| 我认为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危机应对的效率 | |||
| 我认为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智慧化决策的有力保证 | |||
| 我认为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完备 | |||
| 我认为政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成效显著 | |||
| 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 我认为政府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 |
次雨桐 韩丽 胡 | |
| 我认为政府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能够提高突发事件决策质量 | |||
| 我认为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与制度较为合理 | |||
| 我认为政府能够贯彻执行其制定的突发事件法律法规与制度 | |||
| 我认为政府突发事件决策中法律法规与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
3 实证分析
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智慧政府的情报决策效果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组态性特征。其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的构成与阐释依赖于多元原因条件的相互协同与不同组合。传统计量模型以自变量、因变量二元关系为基础，虽然可以较为清楚地阐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耦合关系，但在整体性与综合性上有所欠缺。而以集合论为基础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与传统定量方法相比，fsQCA方法更适于探讨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尝试在组态视角基础上分析智慧政府的情报决策效果背后的多元复杂作用机制。
3.1 数据收集情况
本项目组于2023年4月20日至2023年4月30日将电子调查问卷分发至河南省的应急管理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吉林省的高校专家学者。共计发放问卷306份，对总用时过短以及单份问卷答案雷同的无效问卷进行了清洗，共得到有效电子问卷292份，有效率约为95%，说明此次问卷数据收集具有良好的有效性。
3.2 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保证数据的可用性，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如
| 变量 | 测度项 | 因子载荷 | Cronbach α | 变量 | 测度项 | 因子载荷 | Cronbach α |
|---|---|---|---|---|---|---|---|
|
信息焦虑 （A） | A1 | 0.670 | 0.863 |
应急响应 （D） | D1 | 0.661 | 0.868 |
| A2 | 0.635 | D2 | 0.661 | ||||
| A3 | 0.676 | D3 | 0.698 | ||||
| A4 | 0.668 | D4 | 0.662 | ||||
| A5 | 0.639 | D5 | 0.640 | ||||
|
传递障碍 （B） | B1 | 0.718 | 0.888 |
基础设施 （E） | E1 | 0.669 | 0.899 |
| B2 | 0.682 | E2 | 0.698 | ||||
| B3 | 0.746 | E3 | 0.744 | ||||
| B4 | 0.665 | E4 | 0.740 | ||||
| B5 | 0.685 | E5 | 0.738 | ||||
|
网络舆情 （C） | C1 | 0.737 | 0.875 |
法规制度 （F） | F1 | 0.691 | 0.877 |
| C2 | 0.703 | F2 | 0.632 | ||||
| C3 | 0.642 | F3 | 0.741 | ||||
| C4 | 0.658 | F4 | 0.648 | ||||
| C5 | 0.655 | F5 | 0.679 | ||||
|
决策效果 （Y） | Y1 | 0.706 | 0.884 | ||||
| Y2 | 0.710 | ||||||
| Y3 | 0.687 | ||||||
| Y4 | 0.654 | ||||||
| Y5 | 0.684 | ||||||
注： KMO=0.926>0.8，近似
3.3 数据校准与单一变量必要性检验
在使用fsQCA进行组态路径运算分析前，需要完成对数据的进一步校准。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使变量赋值取值范围处于区间[0,1]。根据Ragi
| 变量 | 锚点 | |||
|---|---|---|---|---|
| 完全隶属 | 交叉点 | 完全不隶属 | ||
| 前因变量 | X1（信息焦虑） | 4.8 | 4.2 | 2.4 |
| X2（传递障碍） | 5.0 | 4.2 | 2.0 | |
| X3（网络舆情） | 5.0 | 4.1 | 2.2 | |
| X4（应急响应） | 4.8 | 4.0 | 2.0 | |
| X5（基础设施） | 4.8 | 4.0 | 1.6 | |
| X6（法规制度） | 4.8 | 3.9 | 1.7 | |
| 结果变量 | Y（决策效果） | 4.8 | 3.8 | 1.8 |
| 变量 | 一致性 | 覆盖率 |
|---|---|---|
| 信息焦虑（A） | 0.769836 | 0.754610 |
| ~信息焦虑 | 0.483603 | 0.594364 |
| 传递障碍（B） | 0.761579 | 0.739600 |
| ~传递障碍 | 0.507002 | 0.630516 |
| 网络舆情（C） | 0.719042 | 0.743027 |
| ~网络舆情 | 0.540395 | 0.623936 |
| 应急响应（D） | 0.748880 | 0.767046 |
| ~应急响应 | 0.523513 | 0.610505 |
| 基础设施（E） | 0.714922 | 0.776446 |
| ~基础设施 | 0.560253 | 0.613596 |
| 法规制度（F） | 0.742913 | 0.756259 |
| ~法规制度 | 0.540765 | 0.635094 |
一般认为，变量一致性大于0.9即可视为一个必要条件。由
3.4 条件变量组合路径
对所有条件变量进行组态路径分析后，根据Ragi
| 条件变量 | 政府决策效果（Y） | ||||
|---|---|---|---|---|---|
| 路径1 | 路径2 | 路径3 | 路径4 | 路径5 | |
| 信息焦虑（A） | ● | ● | ⊗ | ● | |
| 情报传递障碍（B） | ⊗ | ● | ● | ● | |
| 网络舆情（C） | ● | ● | ● | ● | ● |
| 应急响应（D） | ● | ● | ● | ● | ⊗ |
| 信息基础设施（E） | • | • | ⊗ | ||
| 法规制度（F） | ● | ● | ● | ● | ● |
| 一致性 | 0.95066 | 0.95147 | 0.95264 | 0.95307 | 0.97797 |
| 原始覆盖率 | 0.32090 | 0.41002 | 0.30701 | 0.41160 | 0.26820 |
| 净覆盖率 | 0.01150 | 0.00181 | 0.01394 | 0.00112 | 0.02197 |
| 整体覆盖率 | 0.49863 | ||||
| 整体一致性 | 0.92732 | ||||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空白表示该条件出现与否均不影响结果变量。
由
3.5 路径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6个条件变量均能影响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即对智慧政府突发事件情报决策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得到5条条件变量组合路径。
路径1：情报传递障碍缺失型路径（低情报传递障碍+信息焦虑+网络舆情+应急响应+法规制度→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在该路径中，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提升受到低情报传递障碍、群众的信息焦虑与网络舆情以及较为妥善的应急响应的共同影响。该路径与其他路径的主要不同之处是该路径仅表现为情报传递障碍的缺失，即当法规制度完备的政府进行了妥善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时，情报传递障碍的缺失使得政府在群众存在信息焦虑以及网络舆情肆虐时仍能够保持一定的情报决策效果。在突发事件场景中则体现为，当法规制度完善的政府面对突发事件实现妥善应急响应时，只要信息畅通，不存在情报传递障碍，即使当前存在信息焦虑与网络舆情，政府也能保证一定的情报决策效果。
路径2：事理因素主导的信息焦虑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融合型路径（信息焦虑+网络舆情+应急响应+法规制度→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在该路径中，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保证主要受到WSR理论框架中构成事理维度中网络舆情因素与应急响应因素的影响，同时，人理维度的信息焦虑因素以及物理维度的法规制度因素也会对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情况产生影响。该路径的特点在于其对事理维度因素的偏重，即当突发事件发生时，面临处于信息焦虑桎梏状态的社会公众以及蔓延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害，在保证实现应急响应及时、妥当，并有健全的政策法规作为依托的情况下，政府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情报决策效果，并实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危害。
路径3：信息焦虑缺失型路径（信息焦虑缺失+情报传递障碍+网络舆情+应急响应+法规制度→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在该路径中，政府情报决策效果主要受到公众信息焦虑因素的缺失、情报传递障碍因素的存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因素、政府妥当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因素以及健全的政府法规制度因素的影响。该路径的特点在于公众信息焦虑因素的缺失，即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在不存在公众情报焦虑桎梏的情况下，面临政府-社会-公众三方的情报传递障碍以及蔓延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害，在保证实现应急响应及时、妥当，并有健全的政策法规作为依托的情况下，政府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情报决策效果，并实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危害。
路径4：事理因素主导的情报传递障碍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融合型路径（情报传递障碍+网络舆情+应急响应+法规制度→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在该路径中，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保证主要受到WSR理论框架中构成事理维度中网络舆情因素与应急响应因素的影响；同时，人理维度的情报传递障碍因素以及物理维度的法规制度因素也会对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情况产生影响。该路径的特点在于其对事理维度因素的偏重，即当突发事件发生时，面临处于政府-社会-公众三方情报传递障碍状态的状况以及蔓延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害，在保证实现应急响应及时、妥当，并有健全的政策法规作为依托的情况下，政府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情报决策效果，并实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妥善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危害。
路径5：法规制度特化型路径（信息焦虑+情报传递障碍+网络舆情+应急响应缺失+信息基础设施缺失+法规制度→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在该路径中，政府情报决策效果仅由政府法规制度因素保障。该路径与其他路径的主要不同之处是该路径仅表现为健全法规制度的保障，即在某种情况下，只要保证严格遵守并执行健全的法规制度，即使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处于信息焦虑桎梏与政府-社会-公众三方情报传递障碍状态之中、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蔓延开来、政府未能做到对突发事件的妥善应急响应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甚完备的严峻形势下，政府仍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情报决策效果。
综上所述，网络舆情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2个条件变量出现在全部路径中，这充分说明网络舆情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是影响突发事件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最重要因素，是提升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最重要的情报特质，也是实现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核心要义和关键突破口。后续研究既要充分考虑到网络舆情治理在智慧政府情报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使民意对智慧政府情报决策发挥积极影响，又要考虑到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在智慧政府情报决策中的依据作用，最大程度保障政府公信力，提升决策效果。同时，应急响应因素、情报传递障碍因素和信息焦虑因素3个条件变量分别出现在4条、3条和3条路径中，这反映了应急响应因素与情报传递障碍因素、信息焦虑因素是影响突发事件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后续研究要注重打通情报传递渠道，消除情报传递障碍，保证正确的信息及时被社会公众所接收。此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变量仅出现在1条路径中，这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突发事件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影响较小，但也不可忽视，后续研究有必要将其作为实现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重要补充。
4 基于WSR方法的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策略
重大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危害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在针对其决策与应对时必然面临一个复杂系统，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过程也是复杂系统管理中的重要课题。高质、高效的情报决策是物理、事理与人理三方条件共同作用、相互耦合的结果。实现高质、高效的智慧政府情报决策，首先，要注重物理层面的信息基础能力建设与相关法律法规与配套制度的落地完善；其次，要注重事理层面网络负面舆情的引导控制以及事件应急响应层面的快速响应与精准施策；最后，要注重人理层面信息焦虑对社会公众及决策者自身的双向影响，同时破除情报传递协同阻碍。只有充分考虑多种因素间的组态叠加作用，才能更加精准地提升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因此，参考组态分析结果与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模型，如
图2 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模型
4.1 物理层面：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聚力提升技术能力匹配度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5条组态路径中均出现了法规制度这一影响因素。这是由智慧政府这一决策主体自身所具备的特性决定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与配套制度是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和基本要求。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这一非常态场景中，政府会更加严格地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条例行事。因此，必须制定针对性的制度条例与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决策的精准性与科学性提供指导。目前，我国在该方面已经做出诸多有益尝试，未来，应针对重点、难点持续优化、精确攻关。例如，顺应法律法规制定修订的长周期特性，针对已有的突发事件决策应对案例，及时对相关管理决策活动法律解释与法规引导进行修订补充。这样既能有效提升未来短时期内同类相似事件的决策效果，又有助于形成丰富的案例知识库，为未来宏观层面的整体调整提供指导。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应保证均衡化与差异化并举。均衡化是指在情报技术与工具助力下，深入挖掘历史大数据、案例知识库与相关智库成果，打造通用的可行方案与配套制度。这对突发事件事前、事中的应急响应效果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并且针对海量数据的挖掘情报分析主导，能够在通用性的基础上很大程度地保证其准确性与适用性。而差异化建设则重点强调针对不同场景的情报决策高匹配度与决策方案的个性灵活。同时，针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主体应建设上下协同、四周联动的制度集合，厘清主体责任划分，明确职能范围，增强情报决策的整体性与统一性。
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能力提升方面，应明确的是，技术能力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重要元素与基础条件，随着政府无纸化与网络化的长期建设、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深入以及技术普及度不断提高，其正逐渐成为真正的基础设施。然而，根据问卷调查反馈的实际数据，技术条件在组态路径中仿佛是被“遗忘”了，这反映了政府实际工作中的一些现象与问题。设备总量与技术储备持续提升，让一线决策人员感受到了便利与智能；但决策人员对其在决策应对中的重要作用仍不够明确，在决策过程中的设备适用度及技术匹配度和精准度上存在缺憾。因此，智慧政府主体的情报决策效果提升应重点落脚于信息技术新基建与实际决策工作效果提升的匹配度与精确度上，应强化针对性的决策相关技术储备深度、设备专业度与人机融合匹配度。
4.2 事理层面：强化网络舆情引导，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在上文所述的5条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当中，网络舆情这一变量出现在了每一条路径当中，足以反映出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在智慧政府情报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网络舆情的应对方面，应按照防控、辟谣、互动、引导的顺序对舆情进行应对与治理。首先，舆情爆发初期，应着重做到快速响应，防止不实信息和谣言扩散，最大程度遏止负面情绪蔓延；其次，应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如实发布正确信息，正本清源，辟除谣言，同时严惩造谣、传谣者；再其次，在网络舆情应对与治理过程中，应积极开展信息互动，通过实地采访、电话访谈、网络评论等方式实现与各部门、组织与群众的信息交流，回应群众关注的问题，掌握群众真实需求；最后，政府与媒体应正确引导，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如实发布事件相关信息，妥善引导舆论，明确舆论导向。通过对网络舆情的防控、辟谣、互动、引导，最终实现妥善应对、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有效提高政府情报决策效果。
在上文所述的5条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当中，应急响应这一变量出现在了4条路径当中，同样反映出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及时、精准在智慧政府情报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方面，政府应当做到响应及时、施策精准。一方面，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务必做到快速响应，明确应对指挥体系，高效、精准地处理事件带来的直接危害与次生问题，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优先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维持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迅速捕捉并回应求救信息，及时展开救助，要快速、精准地掌握群众需求，全力救助身陷困难的群众，公开事件发生原因与全过程，规划恢复基础设施与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派遣专业人员平复群众心理创伤等。通过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响应与精准施策，能够及时反馈关键情报，科学决策、精确处置，有效提高政府情报决策效果。
4.3 人理层面：破解决策信息焦虑，打通情报传递通路
信息焦虑是当前信息时代与自媒体时代的常见现象，大数据的多源多模态特性以及真伪难辨的网络信息无时无刻不对用户产生影响，是造成用户信息焦虑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尤为突出。热点事件及其相关信息在诸多信息传播渠道中迅速蔓延，这种信息洪流所带来的焦虑感对决策受众与决策者本身均会造成不良影响。一方面，对于决策受众而言，真假混淆的海量信息会让其感到焦躁不安，不知何时、何处、通过何种途径、运用何种方法搜寻真实、可靠、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对于决策者而言，真假混淆的海量信息同样会造成其决策焦虑，剔除与处理这些信息的过程也会增加决策制定工作的时间成本与人力消耗，对决策效果造成干扰。根据实证结果路径3的分析，欲破解这一难题，不但要从信息焦虑因素本身出发，也要注重“人-人”以及“人-事”的协同作用。在重大突发事件初期，决策者应依托情报内容的智能生成与相关信息级联的深度加工，快速发布官方正确信息，安抚公众情绪，避免舆论极化的负面影响。在事件持续阶段，对外应及时公布决策方案与事件评估信息。在政府各级管理节点内部，应及时汇总传递风险执行情况，打通内部信息交流与情报传递渠道，在情报技术与工具加持下，形成综合集成的研讨数据大屏，汇聚群体智慧，形成风险应对共同体，提升决策的精准度与有效性。情报传递障碍因素与信息焦虑同属于人理范畴，也与事理层面和物理层面共同影响着决策效果的优劣。信息焦虑的影响偏重于覆盖决策者与大众的内外部对接，而情报传递障碍因素的影响更多作用于决策主体内部。这就更加需要畅通情报传递通路，对内明确情报传递的接口与对接机制。
5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智慧政府与情报决策的相关概念、内涵与发展情况，分析了相关学术热点与难点，以安全系统理论与WSR方法为依据，构建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影响因素模型框架，以此为基础制定量表与调查问卷，利用fsQCA方法分析得出5条条件变量组合路径，即情报传递障碍缺失型路径、事理因素主导的信息焦虑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融合型路径、信息焦虑缺失型路径、事理因素主导的情报传递障碍因素与法规制度因素融合型路径以及法规制度特化型路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WSR方法论，从物理、事理和人理层面，分别提出了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策略，即物理层面上的完善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聚力提升技术能力匹配度，事理层面上的强化网络舆情引导，提升应急响应能力，人理层面上的破解决策信息焦虑，打通情报传递通路，为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提升与突发事件应对提供参考。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丰富了智慧政府建设、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以及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的相关理论研究视角；在实践层面上，本研究为地方政府改善信息化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进而实现智慧政府建设愿景提供了要素参考，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与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情报决策相关研究成果不丰，需进一步进行梳理与界定；另一方面，本研究在数据来源方面，选取了河南省与吉林省的相关用户作为问卷调查对象，研究范围尚需进一步扩大。
未来，将以本研究作为重要基础，充分考虑本研究的局限性，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更加深入地探究面向重大突发事件的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的提升方案。一方面，从要素提取、态势感知、决策制定与生成、决策方案评估与实施等方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的流程进行持续梳理；另一方面，要不断积极尝试从法规制度建设、技术能力匹配、舆论情报引导、智慧响应、信息焦虑纾解以及情报通路建设等方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中智慧政府情报决策效果提升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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