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历程与面临的挑战

1.1　 科技情报工作的初衷与使命

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关于“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如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的指示^[1]，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正式成立，建所之初设立了资料室、科学新闻编辑室、四个编译室和出版处、情报方法研究组，主要跟踪、收集、研究、报道、评述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水平和进展，标志着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正式创立。1958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将“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改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作为全国科技情报中心，并在天津、上海、沈阳、西安、武汉、成都、广州7 个城市建立地区科学技术情报分中心^[1]。同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正式赋予我国科技情报机构“耳目、尖兵、参谋”的使命，确定科技情报工作的中心任务为资料工作、交流工作和情报调研，提出了“广、快、精、准”的科技情报工作方针^[2]。

从科技情报事业创立背景中可以发现，科技情报工作初衷是为了抵制西方的技术封锁，进行科技文献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组织和编译报道，面向管理决策和科研创新进行情报调研。所以，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信息支撑，为科技规划管理提供决策支撑，成为科技情报工作一直以来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具体表现为信息的序化和情报的转化。信息的序化就是进行文献情报采集、整理、组织，并进行检索工具建设，构建“文献库（信息库、知识库）”；情报的转化是对组织的文献情报进行分析研究，将其转化为知识、情报、谋略和方案等，发展“思想库（智囊团、智库）”，即在公开文献信息（包括部分灰色文献）整序基础上进行战略和战术情报研究。

1.2　 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历程和范畴

1956年之后，从1958年至1992年期间一共召开了8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确立了科技情报工作各个时期的重点。1958年召开第一次会议，奠定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基本初衷、使命和中心任务。1963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启动了情报方法如机器翻译、分类法、主题法的研究。1975年召开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科学技术情报网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情报资料工作的几点意见》两项文件。1980年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强调紧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1984年召开的第六次会议，颁布了科技情报工作条例，规定科技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广泛而有侧重地进行国内外科技文献资料和国家重要科学技术成果的搜集、整理和报道，围绕重点需求报道国内外科学技术成就和动向，发展战略情报分析研究。1986年召开的第七次会议颁布了《中国国家科技情报政策要点》。1992年第八次会议宣布“情报”改“信息”，科技部信息中心随之并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并改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从1993年起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不再召开，而改为一年一度的、由全国情报所长参加的科技情报工作交流研讨会，历届会议在交流经验和研讨工作的同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3]。

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过程中，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个部委、省市开始陆续成立科技情报机构，到“九五”末期，全国共有32个专业部委所、29个省市所、200多个市（地）所和一些县级情报机构，大量的工矿企业、研究设计院（所）、大专院校也设立了情报资料部门，各种科技情报网站也不断涌现。此后，科技情报事业进一步发展，具有法人地位的科技情报机构一度超过400个、情报网站达9600多个，从业人员10万余人，形成了条块分割、纵横交叉、覆盖全国的科技情报研究工作体系^[4]。总体来说，按照苏联模式构建起来的科技情报事业，经历了创立、发展、壮大、挫折、恢复、改革与创新等多个历程。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建立了资源丰富、媒体多样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情报报道与检索体系、情报研究与动态跟踪体系、战略决策咨询服务体系、现代化信息网络系统以及情报产品生产企业和市场营销体系，还形成了情报学教育培训、学术交流体系以及全方位国际合作与交流格局。具有文献数据集成和信息组织优势，强调以文献元数据为基础的信息整序和集成搜索；具有文献计量和情报分析优势，强调以知识单元或实体对象为基础的统计分析和战略研究。

关于科技情报工作的业务范畴，其实早在1958年的首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三大类、九小类”情报刊物体系^[5]，即检索类的目录、文摘、索引，报道类的消息、快报、译报，研究类的动态、进展报告、述评，由此确定了科技情报工作的基本产出形式，形成了我国科技情报收集、加工和编译、报道的情报服务体系。检索类的目录、文摘、索引，在当时是编制文摘刊物，在进行主题、分类标引基础上供读者手工检索，而在今天许多文摘刊物纷纷转变成数据库系统，在进行信息资源组织基础上提供文献文本搜索。对于国外文献，需要进行有选择地编译报道，当时是通过人工遴选、翻译、校对形成消息、快报和译报，也出现了一些译文刊物和译文文集等；而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近年已经演变成机器翻译、自动识别和头条推荐等。研究类的动态、进展报告、述评等，通过全面调查收集有关文献，经过整理分析、综合归纳编写出来的专题报告、报道国内外科技发展水平和动态趋势的综述评述，在当时即形成了形式多样的《科技参考》、《科技专报》和研究报告，提供给领导决策参考，并延续至今，只是产生参考、专报和报告的情报研究工具、方法和形式发生了某种颠覆性变化，目前主要在数据清洗、文本规范和信息关联耦合基础上，利用文献计量、数据挖掘、情报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相应技术方法，形成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逻辑推理与智能计算相匹配的工程化新型情报研究体系。

综上所述，科技情报工作的核心业务范畴有五个方面。其一是资源建设及其信息组织，在科技情报发展最初是对信息资源进行编目、著录、识别、描述，如今信息组织主要对象转变为数字资源并拓展至引文，以及碎片化、细粒度知识单元等内容，最终构建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其二是情报检索，包括信息导航、智能检索、信息搜索、相关性排序、关联性推荐等方面。情报检索的方式方法也在改变，从手工检索的文摘、索引向电子化智能检索转变，如《化学文摘》等知名文摘杂志，目前只以电子版形式出版，并支持分子式检索。其三是编译报道，在资源建设、采集并且序化基础上进行资源报道，包括动态参考、机器翻译、数据挖掘、自动文摘、自动综述、机器写作等方面，其方法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创新。其四是情报研究，是科技情报工作的重点，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情报分析研究工作在文献工作基础上，着重报道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动向，结合国家科技、经济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开展情报研究。最后是情报学及其方法研究，包括情报范式、信息生态、信息行为、科学交流、情报体制、服务模式等主题的理论研究，以及编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等大型工具和情报方法论方面的专著。

1.3　 科技情报事业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科技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外开放的现实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科技情报工作无论是信息资源建设还是情报研究分析都遇到了新的问题，某些领域被相关信息链上的机构所超越，“源头”受到出版商、数据库商、搜索引擎等冲击，而“出口”又与咨询机构、评估中心和战略研究院等形成强烈的竞争关系，致使科技情报业务内涵模糊、用户主体不明确、方法手段陈旧，现状颇为窘迫。

1.3.1　 情报改信息带来“情报”边界不清、业务内涵模糊

1992年为落实“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改革方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为“科技信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机构名称上，科技情报局、科技情报研究所、科技情报专业/系纷纷改名为科技信息司、科技信息研究所/院、信息管理学院/系；学科概念上，情报管理、情报研究、情报组织、情报检索、情报系统等“哗变”为信息管理、信息分析、信息组织、信息检索和信息系统等。一贯公益性质的单位要么开始尝试下海感觉，什么挣钱干什么，要么听命于各自主管，相关事务越来越多，冲淡了原有的业务范畴。加之情报机构与各类科研过程脱节，与创新环节脱钩，没有嵌入到科研活动中，围绕选题、申报、跟踪、开发研究和结题验收、产业化等环节为科研人员提供针对性信息服务。科技情报工作一方面向传统情报所以外的机构延伸，即出现了战略院、评估评价中心等，或分化出专业数据库服务机构等，另一方面原有情报所业务不断泛化或核心业务淡化或被其他机构所蚕食，自身优势特质削弱，致使科技情报范畴开始模糊，核心业务开始蜕化，原有数据集成、信息组织、情报分析优势逐渐弱化，科技情报工作处于混沌期^[6]。

1.3.2　 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的融合，挤压信息服务生存空间

随着印刷出版向数字出版、甚至语义出版的转型，出版业开始从制造向服务转变，直接跨过图书情报机构，面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而随着学术搜索引擎和资源发现系统的元数据规模不断扩张，并与各图书馆OPAC系统（包括图书借还阅系统）联通起来，OPAC数据开始被全面融入发现系统中，原有MARC业务流程也在被元数据体系所替代，文献业务流程正在被颠覆^[7]。资源发现系统在取代图书馆系统的同时，也在替代情报机构文献数据处理和信息组织业务，情报所以往的信息集成与检索发现优势退化。目前除NSTL及其成员单位在国家科技文献专项经费支持下，每年订购保障26000多种外文文献和以全国开通方式保障19个回溯数据库和600多种国外中小学协会数字期刊外，更多的科技情报所仅仅订购一些国内科技文献数据库产品，已经没有保障国外科技文献资源的能力；e-science环境下，科研用户情报获取渠道多元化，获取方式数字化，吸收过程流程化，更加适应学术搜索引擎的服务，用户在线订购使用数据库的方式也使集成商、出版商牢牢把握着用户日志及其情境场景数据。由此科技情报机构失去把握用户行为的主动权，原有的用户群体开始流失，逐步丧失科技文献第一获取渠道的优势，导致科技情报战线原有情报网（站）体系逐渐消失，缺失真正的科技信息服务核心用户群体^[8]。

1.3.3　 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组织流程难以适应资源形态和交流模式的变革

互联网环境下，科学交流模式和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显著变革，除基础性文献资源外，新型资源层出不穷，数据库商和出版商在不断推进事实型、关联型、术语型、工具型资源等更高附加值资源发展。除此之外，随着开放运动出现，开放资源、OAJ、OA仓储越来越多，非正式交流的形式日益丰富，学术博客、网络社区、即时交流工具等蓬勃兴起，文献之间的引用与共享不再是科学交流的唯一方式；然而科技情报机构往往死守原先的基础型资源，固守原有的信息组织方法，没有发挥早期在叙词表、分类法、规范文档方面编制与应用的优势，没有将本体技术、语义分析技术等与原有信息组织方法相结合，将知识组织工具应用于数据的自动标注、关联揭示和相关性计算之中。热衷于建库（数据库、语料库）、建网（信息系统、数据平台），没有全面揭示数据间的语义关联，开发先进的知识集成、知识组织、知识描述、知识计算和知识分析等相关工具。在数字科研环境下，科学研究进入数据密集型范式，各种载体、数据、内容、工具资源的跨界融合越来越强烈，大数据生产需要对科技情报工作进行流程化与标准化管理，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需要实现各实体、要素、流程和方法等的统一标准化处理。在原有文献管理和知识管理进入数据管理阶段之时，需要改造传统文献组织与知识转化方式，借助元数据、数据获取、数据关联与聚合等技术，进行数据组织、数据转化、数据融合，然而，科技情报机构没有针对多维度、多结构、多来源、多类型资源构建数据清洗规范、关联揭示，以及聚合与融合化组织的加工体系，以至于无法支撑从数据向情报的转化；无法围绕用户工作流程、嵌入用户工作环境，无法按照用户使用习惯，根据用户身份来设计、组织、重组、装配资源与服务。

1.3.4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人工智能正在冲击传统情报研究方法

基于文献信息源进行编译报道，以动态、进展、综述或述评为主要产品形式的情报研究，其原有情报研究方法、手段脱离了决策过程，越来越不适应互联网环境下新型决策活动的需要。20世纪凝练的《情报研究方法论》^[9]也没有突破性地在信息分析方面吸取数据挖掘等技术的营养，文献计量方法在吸纳国外相关定律和指标基础上进行应用，也没有获取大数据运算的支撑。当前，情报研究方法正在经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洗礼，需要在传承既有方法基础上，突破固有模式，融入知识计算体系，将工程化思维嵌入到情报流程的各个环节，改造情报方法论体系，开发情报工程学^[10]，将数据分析、文本分析、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移动媒体分析等引入情报支持决策，推进工具化、算法化和平台化的计算型情报研究^[11]，用数据聚类、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空间分析、时序分析、可视化技术等大数据分析方法对传统情报学方法予以改造创新，以适应知识化服务需要^[12]。

2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及带来的机遇

2.1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建设目标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是以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战略目标为导向，以提高项目实施效率和效益为目的，支持决策分析、控制执行、过程管理的人机交互系统^[13]。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构建，能够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跨系统的协同，在为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提供制度性基础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程化科技情报服务。按照新的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流程要求，国家科技管理平台需要实现从服务科技管理者向全部创新主体的转变，从政府科技计划管理抓手向综合服务平台的转变，从面向科技创新链的单向信息服务模式向融合产业链、创新链与资金链的综合信息与数据服务模式转变，形成公开统一、功能完整、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科技管理与信息服务平台^[14]。

为达到这些要求，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不仅需要全面支撑科技计划推进中指南编制、项目申报、项目评审、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而且可以形成全面涵盖科技活动主体、科技资源、科研条件、创新要素等各类实体的科技信息大数据中心，实现全国科技信息高度共享，为各类创新主体和各级科技规划管理主体提供智能化、精细化的决策支持服务，发挥资源统筹、过程控制、科研评价、绩效考核、知识服务、归档保存等作用，提升科技治理与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促进科技决策科学化、治理现代化、监管社会化、服务信息化。

2.2　 科技情报业务融入科技管理工作的可行性

早在1963年9月国家科委就发布了《关于上报和登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首次在国内建立了科技成果登记制度，并在中信所设立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办公室，对上报和登记的科技研究成果，以《科学技术研究报告》的形式出版，并出版《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提供索引和检索服务，实际上成为中国科技报告制度的雏形，也是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参与科技管理和渗入科技创新过程的开端。

科研信息化环境下，科技情报工作更具融入科技管理平台的可行性。首先，两者需要建设统一的数据库（文献库、项目库、专家库和机构库），实现对科技计划、项目、成果、人才、文献与科学数据等要素的管理；其次，科技管理具有评审、评价需求，而科技情报工作具有相应理论方法和数据处理工具；第三，科技管理平台除了集成项目申报、立项、验收等过程管理之流程外，也需要查重查新、分析统计、评价审核、时序演化、日志分析等情报研究功能辅以支撑；第四，科技管理平台的用户也是科技情报服务的核心用户。所以，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科技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作为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重塑新时代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体制。

2.2.1　 两者可以构建统一的数据库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之中产生和使用的各种数据，其实也是科技情报系统中所需收集、处理、组织、分析和服务的数据，因此可以构建统一的数据库，实现数据互操作和资源共建共享。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过程中，一是需要按照统一的数据结构，执行统一的标准规范与数据交换标准，制定项目、人员、成果、机构等数据唯一标识符，并开发数据唯一标识注册工具；二是利用统一的数据采集、加工、整理、组织方法和流程，推进元数据的集成整合与应用^[15]，开发配套的数据清洗加工平台，形成全面覆盖各类科研要素的数据库体系，包括指南库、项目库、成果库、专家库、信用库、财务库、文献库和知识库等，并实现数据库间的互联互通；三是在构建科技计划领域分类体系与学科分类体系映射、关联规则基础上，实现科技管理平台与科技情报工作在信息源标准上的互操作，进而对不同渠道的异构信息进行自动映射、比对标引，形成包含科技计划、科研项目、科研主体、科技成果、科研文献等不同类型科研实体，具有语义关联的统一的信息索引库^[16]。

2.2.2　 两者具有相同的用户群体

科技管理平台的用户是科技管理活动中的各类主体，包括科技管理机构、项目承担机构、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四类，实际上与科技情报系统的服务对象相统一，具有相同的用户群体。有数据显示，80%的科研人员会参与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的申请，其显然需要使用各级科技管理平台，因此无论是科技部、地方科技厅还是院校（所）级科研处的科技管理人员也都是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用户。基于此，将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嵌入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不仅可以规范和完善对申报项目、在研项目和结题项目的配套服务，还可以贴近科研需求和创新一线推广科技信息服务，实现科技信息服务的全程化、嵌入化，并实现原生科技信息大数据的同步生产、积累和再利用，创新科技情报工作模式，重建新型科技情报网（站）体系。

2.2.3　 两者融通可形成更加完整的服务功能

服务对象与资源对象的统一表明科技管理平台与科技情报工作具有相通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管理服务和信息服务两方面。对于前者，既涵盖计划制定、项目评审、项目实施等方面的全程化管理，又涵盖项目经费、科技专家、科技成果、基础条件等方面的全要素管理，体现监督评估功能，注重信用监管、决策结果监管、实施过程监督、风险预警、绩效评价等管理手段的综合应用。对于后者，强调围绕项目申报与实施环节进行资源共享、决策支持、统计分析等信息服务组织，体现科技传播功能，注重实现科技信息共享、科技政策传播、科技成果展示、创新方法宣传、科学知识普及等。这其中都需要有良好的科技信息保障与服务、科技查新与文本检测、专利分析与趋势预测、主题分析与热点追踪等科技情报服务功能，两者的融通可以形成更加完整的服务功能体系，提供给科技管理人员和科研创新人员更优质、更及时、更满意的服务。

2.3　 面向科研生命周期的科技情报工作新机遇

2014年以来的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实际上是科技情报工作发展的新机遇，是科技情报工作走出困境的大好时机。首先，可以借助这一平台重新塑造核心用户群体，以申报对象（科研人员）为用户主体，以科技项目从指南产生、申报、评审到过程管理、验收等全生命周期为关键节点来改造国家级、区域级、机构级和团队级科技情报服务平台，优化科技情报服务模式，形成基本的市场服务主体。其次，可以面向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和广大的科技创新机构，改造和构建统一的既适合于科技管理，又适合于科研创新的数据库系统，包括专家库、机构库、指南库、项目库、文献库、成果库等，并且形成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文本大数据体系，通过嵌入各级科技管理平台大幅提升资源价值。第三，可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原则，立足于自身优势发挥基础上，嵌入科研创新各环节，强化市场化可持续的数据库服务和专题化分析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在做好公益基础服务同时增强增值服务能力。

2.3.1　 支撑多层级科研管理组织，构建新型的科技情报工作网（站）体系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是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上至国家、地方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下至相关专业管理机构、基层科研单位和课题组，进行科技项目过程监控和成果管理的统一平台，而科技情报工作则是面向这些科技管理部门和创新机构提供信息服务的保障系统。以科技情报工作与政府科技项目管理的密切结合为基础，可以搭建统一开放的公共服务平台，一方面提供指南发布、项目申报与评审、中期检查、结项验收、成果转化等全程化管理服务，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项目证据留痕管理；另一方面，将原本分散在各个“信息孤岛”上的各级科技管理人员集中到统一开放的科技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上，形成涵盖中央、地方、科研机构、课题组等四级科研管理组织的新型科技情报体系，逐步恢复原有从中央到地方，从大学情报所（室）到工厂院所情报网（站）的科技情报工作体制，进而在数据汇交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提供内容查新、数据挖掘、诚信监测、项目查重、专家遴选、信息发布等一站式服务，为各级管理人员的科技决策提供支撑服务。

2.3.2　 实现科研创新的全过程信息服务，重塑核心用户群体

基于科研创新的全流程管理过程，以科技项目为纽带，在集成关联各级各类科技成果的同时，将信息服务嵌入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可以更好地为各级各类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在指南发布阶段，可以提供指南解读、选题推荐、国内外领域进展分析等服务；在课题申报与评审阶段，可以提供研究综述、科技查新、团队识别、内容相似性检测、评审专家推荐等服务；在课题实施阶段，可以提供学术论文、专著、科技报告、标准、专利等文献服务；在课题结题验收阶段，可以提供领域对比分析、技术路线分析、内容查重、成果存储共享等服务；在项目转化阶段，可以提供技术竞争情报、专利风险评估和设计图纸等技术信息服务，支撑科技项目实施的每一个环节。基于科技管理平台，使科技情报工作重新扎根于科研单位、学术创新团体，聚焦于科技人员、领域专家等核心用户群体，提供针对性的科技情报服务，全面支持科研创新和规范科研管理。

2.3.3　 基于项目科研生命周期，实现原生大数据资源积累与共享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学术论文、科技报告、标准、专利、软件等科技信息成果和样机、仪器、设备、工程等有形实物成果，也会产生大量的过程数据，包括行为数据、实验数据、观测资料等。实现科技情报工作向科研管理过程的无缝衔接，一方面可以全面采集、保存数字化科研成果，持续存储数字科研档案，另一方面可以积累反映创新过程、科研环节的过程数据，形成我国科技界原生的本土化科研大数据资源，实现国家科技战略信息资源的持续积累，在此基础上经过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可以构成科研机构知识库，形成学者个人知识空间，发现科研兴趣偏好和创新规律，进一步服务于我国科技创新工作。

2.3.4　 嵌入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科研信息化协同服务平台

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政府科研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正在形成一种创新知识生产方式的泛在科研环境。在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结合学科研究情景与科研管理目标实现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研经费、科研条件、科研数据、科技信息、科研成果等要素的交互作用，形成新型的科研生态，科技情报工作融入这种泛在科研环境中，提供各类信息支撑，如图表、指标、参数、设计、技术、产品等知识要素，形成强大的知识网络和社会关系结构，能够支撑跨机构、跨领域、跨地区科研人员协同创新，实现工程化、流程化情报研究分工作业，与科研管理同步提供相对应的信息服务，有利于形成数字科研信息化协同服务平台。

3　基于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模式

3.1　 面向科技计划实施的科技情报业务总体框架

构建面向计划管理、项目实施、监督检查、评审评估等科技计划实施全过程的知识管理平台，不仅需按照项目的产生、成长、发展、成熟、衰老、结束、完成等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实施管理，而且需围绕项目定义与决策、项目计划与设计、项目控制与实施、项目完成与交付、项目运营与维护、项目分解与集成等不同环节进行监控。此外，需要系统全面地汇集科技计划项目各种信息资源，提供专家遴选与回避、科研设备共享、财务监管、科研信誉监管、多维统计分析与可视化、定期提醒、留痕与日志管理等相关过程服务，全面、准确反映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过程，支撑科技计划的决策管理、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形成如图1所示的科技情报业务总体框架。

图1 面向科技计划实施的科技情报业务总体框架

对于科技项目实施与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内部或公开出版的各类信息资源，需要既从国内外公开渠道广泛收集，又从科研管理过程中持续汇交沉淀，还从非正式交流渠道中定向遴选抓取。继而以元数据为中心进行统一组织，除了涵盖以往的书目、摘要、题录等二次文献，以及综述、述评、进展、报告等三次文献外，还包括主题、学科、领域、参数、指标等知识单元元数据，以及科研实体、用户属性、使用行为和兴趣需求等用户特征元数据；并从学科、主题和领域、行业等方面去识别、揭示和标引元数据及其知识对象，从知识结构的演化、交融、冲突、变异、激活等角度进行语义层面的知识组织，形成文献型、事实型、数值型、术语型和工具型等多类型资源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围绕科技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流程和组织机制，进行信息服务业务构筑和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嵌入，一方面提供文献资源发现服务，如信息检索搜寻、全文提供、科技查新、知识产权管理、文本内容检测与语义查重和第三方数据服务等；另一方面提供基于大数据的情报分析服务，如专利分析、趋势预测、主题监测、专家识别、学科分析和综述进展等。

3.2　 基于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是围绕科技计划项目的公开申报及其科研全生命周期进行过程管理的信息技术应用体系，是对科技计划项目信息流及其产出成果进行集成、组织与发布的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其主要功能是进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及其相关科技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存储、加工、传送、转换、发布等，为国家各级科技决策管理部门提供科技统计、趋势预测等支撑，同时为各类科研人员提供信息服务。

为实现基于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服务，需要强化科研信息链条的融合，将科研项目管理过程和科技信息服务过程相融合，实现科研全生命周期的过程跟踪服务和资料汇集服务，塑造数字科研空间，提供科研创新各环节的知识保存服务和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实现科研过程中的信息资源融合，实现公开出版资源和科研灰色资源的整合，完整推进资源发现服务和获取服务；进而在数据融合基础上，支持第三方用户的数据分析，实现知识服务和数据服务；强化各类分析工具和可视化工具的融合与应用，实现分析服务、智慧服务，推进系列情报分析报告的产出。由于科技管理平台与科技情报工作具有统一的服务对象，都是科研人员、科研机构、项目管理者、决策规划者，在整个数字科研环境之中，对不同对象有着不同的服务方式，在不同环节有不同服务内容，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服务模式

3.3　 基于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推进策略

基于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为目标，以基于生命周期的科技项目全程化监控为主线，围绕指南发布、项目申请与评审、项目执行、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进行信息流程再造。首先，需要构建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服务于科技项目过程监控和科技规划，方便科研人员的项目申报、科研阶段的材料上传和验收评审等。其次，需要构建国家科技文献服务中心，对科技管理平台产生的和社会上公开的科技信息等进行统一的收集整理，针对指南、项目、课题、专家、人才、成果、档案、经费、仪器等，构建统一的科研实体数据库体系，为各级服务主体提供项目查询、信息交互、文献保障等公益服务。第三，需要构建国家科技情报研究系统，在利用各类型数据库基础上，进行统一的大数据挖掘和情报分析，提供项目内容查重、科技查新、区域优势分析、团队识别、主题演化、研究综述、方案论证、信用评估等增值服务。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与国家科技文献服务中心、国家科技情报研究系统三者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服务于科研创新的知识服务总体框架。针对科技规划决策、创新研发过程和成果转化环节，为科研项目的全程化管理提供信息服务支持，形成拥有统一的用户环境、面对统一用户群体的既分工又融合的大系统。基于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从5个方面推进，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推进策略

3.3.1　 发展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工程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分为3个层次，即国家与地方的科技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研发机构等基层单位的科研管理系统。科技项目或课题组既要向各自单位科研管理系统填报相应项目课题档案信息，又要按照项目课题管理要求向相应的项目课题管理系统提交相关项目课题档案。目前，我国科技管理平台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科技管理平台的组织结构不成体系，科技计划管理信息化运行不规范，科技资源数据体系的关联网络尚未形成，以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人员为主体的服务模式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科技计划管理与服务功效。因此，需要设计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整体架构，围绕科研人员、科研项目、科研过程、科研环境、科研产出等关键创新要素，并利用科技情报工作方法流程，推进国家科技管理与信息服务一体化建设。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是科研创新过程的监控治理系统，需要将其中的申报验收系统与科技报告系统、科技档案系统、科技成果登记系统和专家评审系统结合起来进行，在科技计划项目从指南发布、申报立项到验收结题的流程管理中，同步进行科技计划项目档案的收集管理和验收，同步采集科技报告和科技成果，同步实现专家评审和专家库更新，结合科技计划本身特征和管理目标，面向科研人员与科研单位提供项目信息申报、材料提交、科研进展提醒等服务，面向社会公众提供计划公开、项目公示、服务引导、信息查询等功能，形成各种信息资源的一站式采集、整理、验收、审核和信息统计、文本查重、趋势图谱、知识推荐等服务。

3.3.2　 夯实科技文献信息基础工程

科技情报工作融入国家各级科技管理平台需要基于科研全生命周期的信息链管理，实现基于统一标准的各类数据库建设。针对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中的各类信息流和知识对象，需要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分门别类地构建既满足于科技管理评估，又适宜于科技创新信息需求的各类专业数据库，例如，针对项目、课题、子课题、研发任务等构建科技项目（课题）数据库，针对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领域、科技活动等构建科技档案数据库，针对包括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企业研发机构、工程中心、医院等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承担主体构建科研机构数据库，针对研发阶段、技术领域、技术方向、产业类别等构建科技人才（专家）库，针对科技项目产出的各类成果和科学数据分别构建相对应的科技文献库或科技报告库、科技成果库等，并对项目、课题、机构和专家、成果、文献、报告等按照不同行业领域和学科进行统一分类、主题标引和规范处理等。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类数据库的更新维护、发布授权、版权登记和信息注册机制，按照学科领域、计划、地区、部门、承担机构、项目等维度进行导航和统计分析，提供信息检索查询、项目查重、全文获取等公益信息服务，实现这些数据库随科技项目管理流程，与科技管理平台同步管理、同时更新和同步索引、同步服务。

3.3.3　 强化计算型情报研究智库工程

针对我国科技规划、科技管理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各级各类决策需求，需要一方面侧重于学科或地域支撑战略情报研究，进行科技领域的国别分析、地区分析和动态监测、趋势预测，另一方面侧重于领域和产业支撑技术情报研究，进行关键技术的演化分析、专利分析和产业分析。大数据环境下，为提升智库服务的质量，推进数据驱动的科学治理，需要推进计算型情报研究智库工程，在利用各类科技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语义分析、内容抽取、数据挖掘、语义标注等技术手段，进行科研人员、机构、主题、参数、指标等的标注、关联与计算，提取出高频或高影响力的科研实体，建立科研主体关系网络和主题关联地图，构建计算型科技情报协同分析系统，发挥科技监测与创新趋势分析、国家科研投入评估和人员绩效考核系统的功能^[17]。与此同时，还需要基于国家或地方战略需求建立科技计划、科研项目、科研团队的计算型科研评估评价体系，基于分领域的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科技产业评估评价模型，利用文献计量和知识组织方法进行科研项目、科研机构、科技人才的科技实力分析评估，不断提升科学计量、科技进展、科技预测和科学评价的水平和能力。

3.3.4　 推进情报方法工具的集成应用工程

科技情报工作融入社会创新环境，嵌入科研管理过程，服务于科技战略规划、计划项目管理和创新研究，首先需要强化情报学理论与方法创新，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工程化知识组织理论体系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情报研究方法论，引领情报学科建设与发展；其次需要强化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把控，提升情报系统和信息集成平台的设计与支撑，深化蕴涵特色情报方法的工具开发与集成应用，提升自身在内容和智库行业的竞争力；第三需要构建互联网环境下基于众包模式的信息开放服务机制^[18]。借鉴共享经济的理念，推进科技情报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专题服务和情报研究的社会化共建共享^[19]。例如，百度学术本身并不占有学术资源，通过信息集成技术实现规模化信息搜索服务；“滴滴出行”本身不拥有小汽车，通过约车平台，发动车主参与租车服务。同理可以构建科技查新委托平台，实现科技查新的联合服务；构建维基百科式的社会标签平台，实现文献标引的专业人士参与；构建分析工具的租用联盟，实现情报研究的协同分析。

3.3.5　 建立统一实名注册的用户服务工程

针对科技管理平台、科技文献服务中心和科技情报研究系统所面向的统一的科技人员队伍，应在整个流程管理与服务中，实现统一的用户实名注册、权限分配与信誉等级管理，强化用户信息权益保障和数据资源的公共认证机制。注册用户不仅包括各类自然人用户等，还包括各类项目管理、咨询、承担的机构。通过统一的实名认证程序，将用户分成不同类型、领域、地域、层级，并赋予不同权限。同时，为保障数据安全，需要对数据进行密级划分并采取差异化保障措施，对于涉密信息均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全管理；对于涉及知识产权的信息，要严格按照相关著作权法规范控制使用；对于其他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和影响政府政务的数据和信息则都应按照“完全开放”的原则进行管理。进而在遵循项目实施单位和科技人员知识产权利益的框架下，提供不同服务方式和数据内容，为各级各类服务主体在系统界面设置相应的接口或入口，提供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及亲和服务体验。

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既是科研项目及其产出的管理平台，又是各类科研要素和绩效的管理系统；既是一个全过程覆盖的科研项目管理、监控和统计分析业务平台，还是一个服务于科学研究、科研管理和成果共享与应用的信息平台。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环境下，通过嵌入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将使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在借鉴苏联模式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美国的科技报告服务模式，实现科技情报工作与科技创新体系、政府科技项目管理的融合，嵌入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创新环境，进而有利于科技情报业务重新组建覆盖各科研管理层级的科技情报网（站）体系，重新塑造具有主体业务范畴的主流用户群体，集成融合公开和灰色文献构建更具价值的科技信息资源体系，再造基于数字科研环境的信息资源组织流程和情报分析协同平台，推进科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深化科技情报服务层次，开创科技情报服务新模式，创新科技项目的过程管理与评价考核机制，进而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信息事业55年(综合卷)[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 2

  陈则谦, 白献阳. 我国科技信息事业发展的轨迹——从信息服务走向知识服务[J]. 现代情报, 2007(12): 11-15.

• 3

  汪传雷, 刘新妍, 汪涛. 科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法规政策演进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2, 35(1): 123-128.

• 4

  曾建勋. 花甲之年的惆怅: 科技情报事业60年历程反思[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11): 1-4.

• 5

  武蘅. 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266-269.

• 6

  王洪林, 赵冰峰. “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后的反思[J]. 情报杂志, 2014, 33(6): 1-3.

• 7

  殷红, 刘炜.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系统: 功能评价与愿景展望[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5): 26-33.

• 8

  望俊成, 张玄玄, 范畅, 等. 用户崛起与科技情报工作的创新[J]. 图书情报知识, 2017(6): 73-78.

• 9

  包昌火. 情报研究方法论[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0.

• 10

  张家年, 马费成. 立足情报服务, 借力工程思维: 大数据时代情报工程学的理论构建[J]. 情报学报, 2016, 35(1): 4-11.

• 11

  李广建, 江信昱. 情报分析计算化: 背景、作用及关键问题[J].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6): 24-30.

• 12

  曾建勋, 魏来. 大数据时代的情报学变革[J]. 情报学报, 2015, 34(1): 37-44.

• 13

  曾建勋, 曹继东, 苏静.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及其对科技情报工作的影响[J]. 情报学报, 2016, 35(9): 900-910.

• 14

  戴国强.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专题序言[J]. 情报学报, 2016, 35(9): 899-899.

• 15

  赵捷. 面向发现服务的图书馆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构建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8(7): 11-21.

• 16

  胡少华. 面向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的知识平台应用研究[J]. 软科学, 2012, 26(6): 65-69.

• 17

  李广建, 江信昱. 论计算型情报分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8, 44(2): 4-16.

• 18

  张卫东, 韩效东. 图博档数字资源的众包模式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6, 39(10): 74-79.

• 19

  赵宇翔. 科研众包视角下公众科学项目刍议: 概念解析、模式探索及学科机遇[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 43(5): 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