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于2016年指出，科技情报机构要积极开展科技预测、决策分析、舆情监测等工作，为政府和创新主体的决策提供情报支撑，将自身打造为高端智库^[1]；2017年，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吴晨生研究员在文献中指出，目前人类社会处于决策革命的前夜，情报站在了人类决策革命的前线^[2]；2017年，黄长著教授在中国情报学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情报学担当着为各学科研究提供前沿信息和信息分析的职责。这表明，为科研决策、管理决策和经营决策提供预警、预测的情报服务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3]。目前情报的决策服务大多关注支撑性、支援性服务，这种服务位于服务对象实践活动的后期或过程中，如“一带一路”建设的情报支援^[4]、应急决策过程中的情报监督^[5]等。随着科学技术演进速度加快及外部信息环境的日趋复杂，决策者对情报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6]，部分学者认为，情报应在竞争^[7]和创新驱动发展^[8]中担当先行者角色，情报工作者不仅仅是“耳目尖兵参谋”，还要做引领科学技术研究和指导产业发展的领路人^[9]。显然，原有的支撑性情报服务已经不能胜任这一需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情报服务将走在科技发展的前端，为科技发展提供先导功能，从而通过情报活动为服务对象提供方向指引，动力牵引，并破除前行障碍。本文以科技发展为研究对象，将情报服务定位为科技发展的“先行者”。为此，文章将界定作为先行者的情报内涵、功能，构建这一情报体系理论框架，梳理理论框架的构成要素、结构关系和工作过程，探讨情报体系的实现策略。

2 新时代的科技发展及其情报需求

新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这是重塑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会异常激烈，科技发展的赶超式、对抗性态势日益白热化；科技发展环境也会变得十分复杂，其影响因素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上述种种科技发展过程中内外因素的变化均十分需要情报工作来全面感知和准确预知发展态势与全球科技力量动态对比，并基于此超前部署，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

2.1 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情报需求

1） 赶超式科技发展的情报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跟踪全球科技发展方向，努力实现赶超。据统计，习主席至少6次在公开场合提出“‘非对称’赶超战略”。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还将“加速赶超引领”作为一项重要基本原则。清华大学刘立教授认为，这一战略是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采用不被竞争者所知的非常规策略战术、方式方法、途径手段，实现超越竞争者目标的一种指导思想^[10]。“赶超”需要追随者加快速度以缩小与先行者之间的差距，直至赶上并超越先行者^[11,12]。对于科技水平落后的国家，欲在较短时间内赶超先进国家，必须对其科技发展进行整体布局，对科技领域进行主次安排和顺序推进，把重点放在可以快速发挥后发优势的科技领域上。

为实现科技赶超，必须明确以下三个主要问题：赶超谁？（即目标国家），赶超什么（即科技领域确定），如何赶超？（即战略布局、战术安排）。为此，需遵循以下过程：领先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与布局的监测与识别——本国科技发展水平及其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分析——本国与领先国家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对比——实施赶超的时机选择——本国科技战略的保密。这一过程涉及大量的情报需求：通过情报预见识别未来技术的制高点；通过情报监测、情报评估等分析目标国家的前沿技术以及目标国家的科技战略布局；通过竞争情报进行竞争优势比较、竞争战略布局和竞争策略安排；通过情报评估、情报预警等分析本国资源存量、资源结构和目标国家科技发展态势，进而决定赶超时机；通过反情报、保密情报等对本国科技发展战略进行安全保护。

2） 对抗性科技发展的情报需求

对抗意味着利益的冲突，与赶超式发展强调“竞争性”不同的是，对抗性发展强调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压限制”。例如，某大国航天局获知我国某型运载火箭在突发故障后成功紧急停车的消息，便立即向国际相关专利组织申请了“火箭发射紧急停车方法及其技术”的系列专利保护，以此阻止我国航天产业开拓欧洲卫星发射市场^[13]。再如，美国为了维持其科技霸主地位，对技术出口进行了严格管制^[14]，并专门制定了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条例。随着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以美国为首的少数霸权国家掀起新一轮的全球性冲突^[15]。情报是竞争和冲突的产物^[16]，历史证明，越是处于冲突环境，越是需要情报的支持。

在对抗性科技发展环境下，必然要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反对抗，即对其他国家针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打压限制进行监测、预警，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反制策略；另一种是加强我国科技安全保护，尤其是避免泄露有可能成为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和基础科学技术，加强科技人才资源的安全管理，以求不留安全漏洞。我国已开始重视科技安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把维护与保障技术安全作为内容之一，科技安全也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些法律法规和战略的实施无疑需要情报的支持。情报是直接服务于对抗性决策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7]。对抗性科技发展环境中，战略情报、安全情报、反情报甚至隐蔽行动等情报活动可以有力地支持反对抗并保护科技安全。正如陈峰认为，围绕应对国外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开展竞争情报问题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18]。

3） 自身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情报的需求

科技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环境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科技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科技竞争也具有显著的跨界性、颠覆性特征；科技创新更需要前沿技术的预见和向未知领域大胆探索的方法手段；一些基础科学领域需要做好前期长远规划等，这些均需对科技发展环境进行监测分析。事实上，对环境的监测已成为支撑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美国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经营绩效好的公司总裁对外部环境监测的范围更广、对战略不确定的反应更频繁，广泛而频繁的环境监测使他们能够及时掌握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采取更好的战略予以应对^[19]。越是复杂变化的环境越需要情报，以此克服人的理性局限、发现微弱信号、发现趋势、预见未来，从而发现机会^[20]。不确定的科技发展环境对情报工作提出了现实需求，通过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和情报评估，可以对环境发展变化进行预估、预见，为科技发展战略的超前部署提供决策支持。

2.2 新时代下科技发展中的情报功能不足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加之西方国家的封锁，情报工作被赋予“耳目尖兵参谋”的重要使命，履行着跟踪国际科技最新成果、协助科技人员获取资料的职能，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1]。20世纪60年代，为服务于国家规划、重点项目攻关等科学技术发展10年规划，情报研究通过综述、评述和专题研究报告的形式在科学技术与发展中，尤其是国内外对比研究中履行了重要职能^[22]。20世纪70~80年代，情报研究通过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对策。60年来科技情报部门选编的大量科技参考资料经常受到科技主管部门的批示，科技情报为我国科技决策和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3]。以往的以文献、信息和知识服务为主的支撑性情报工作与当时的科技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是相匹配的。

今天，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正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并跑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在若干重要领域开始成为全球创新引领者^[24]。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未来科技发展已呈现出从问题出发转向从目标和愿景出发之势^[25]。科技对经济、社会、国防等方方面面的支撑作用日益显著，各国奋力占领科技制高点，力图以此获得各领域竞争优势。在此背景下，如何预见未来新兴技术，如何取得竞争优势，如何保护科技发展的安全性，如何超前部署科技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超出了支撑性情报的胜任能力，均需情报来发挥先导功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自1996年开始展开关于全球未来发展趋势的系列研究，最近出版的《全球趋势2030》对未来15~20年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安全重大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的预测分析^[26]，在2017年通过情报分析得到未来数十年中俄将在“灰色地带”和争议地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这一论断^[27]，这些预测分析的结果对于美国的发展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先导性作用。而我国在此方面尚显薄弱，面向科技发展的情报服务多局限于简单的文献服务，无法应对新时代科技发展需求的变化。

3 作为科技发展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理论框架

情报体系理论框架是面向特定情报需求，通过构成要素及其之间关系的揭示与协调分析，形成情报流有效控制的基本模式，它是面向特定需求的情报活动指南。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独特之处在于功能定位与功能构成上。随着情报界对情报决策支持功能的日益重视，情报体系实现的内驱力已经十分强大。目前当务之急是如何借助国家科技发展关键时期中的各种国家战略这一外部驱动力，尽早、尽快、尽可能完善地建成情报体系。

3.1 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界定

目前关于情报体系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对情报研究体系的解释为：国家、部门、地区和行业内的情报机构通过纵向或横向联系而形成的情报研究整体^[28]。苏新宁教授认为，情报体系应该是情报在流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各级情报组织及其功能的总和^[29]；李纲教授认为，情报体系是围绕情报管理的计算机系统、情报管理机构与人员、组织运行机制等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30,31]。按效用分，目前情报体系研究主要包括反恐情报体系、安全情报体系、应急情报体系、竞争情报体系等。综合已有情报体系界定，笔者认为，情报体系应该是针对特定情报需求，以对口的各类职能部门与专门情报机构融合为主导，以情报研究与服务为手段，为实现特定情报功能而形成的情报技术、情报方法、情报人员和各类机构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配合关系以及管理机制的综合。

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在构成要素上基本与其他类别情报体系一致，但在功能上却有独特之处（如图1所示），即为科技发展的方向把控、机遇把握、可能性创造和前方信号监视与反馈提供决策支持，重点在于前瞻性研究、先导性作用发挥。这与以横向拓展、现状问题分析、知识累积和现有资源调控为特征的支撑型情报体系具有显著差别，支撑型情报体系更加重视情报在当前科技发展中的资源整合、基础夯实等方面的作用。“先行”与“耳目尖兵参谋”功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联系在于：它们均可为科技发展环境的监测和科技发展方向的识别提供决策支持；差别在于：先行更加强调情报工作的“先行者”身份，是在错综复杂的未来发展环境中主动为科技发展选择一条可行之路，并通过风险干预、时机把握等保障科技发展沿着这条路前行，特别是，为科技发展提供目标和愿景支持；而“耳目尖兵参谋”更加强调情报工作的“服务者”身份，是在分析科技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为科技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破解之道，更侧重于为面向问题的科技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以苏新宁教授提出的关于乌云与下雨所反映的情报问题为例，从当时当下的乌云分布情况可以得出将会下多大雨的情报，以及出门雨具准备的决策，便是“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而通过有目的地主动获取前一晚或更早的气象信息，较早得出第二天乌云与下雨时空维度分布的情报，并对出行计划做出安排，这便是作为先行者的情报在起作用。

图1 情报体系概念模型

3.2 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理论框架

依据上述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情报需求和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基本内涵，笔者构建作为科技发展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其中，情报组织融合作为情报体系基础层，支撑情报活动的开展；“方向指引—动力牵引—安全制动—风险干预”作为功能层，以这一系列功能将科技发展引入对抗、竞争与不确定发展环境中；在应用层中，重视从现实与历史环境中推测未来环境趋势，以面向未来的技术分析（future-oriented technology analysis，FTA）等为基本方法，在情报流程中强调关联分析、情景演化和假定验证的重要作用，由此支撑先导功能的实现。

图2 科技发展情报体系理论框架

1） 以支持战略决策为基本目标

美国情报专家Angelo Codevilla指出，情报的本质属性是决策性^[32]。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是时代赋予我国情报界的光荣使命和历史重任^[33]。作为科技发展先行者的情报体系框架是以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支持和先导为最终目标，尤其是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置于赶超式、对抗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去洞察存在的问题、谋划发展目标和愿景。迈克尔·波特认为，战略的核心是选择什么、不做什么，决策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判断并做出抉择的智力活动。通常情况下，决策者往往只重视容易看到的信息和先收集到的信息，而忽略不显眼的信息和后收集到的信息。在理解信息时，决策者往往不能理解他们直接经验之外的问题，他们从信息中看到的东西往往是他们期望看到的东西^[34]。因此在制定目标时，决策者往往把过去的看法、过去的哲学导向带到决策分析过程中来，并且只注意非常有限的几个问题和结果，忽略与自己看法有矛盾的信息^[35]。情报体系就是解决决策者信息获取和认知困难，并通过对战略环境的监测分析、可利用资源的统筹安排、可能机会的识别、危险和困境的预见与破解，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此外，早期的战略规划与战略实施是分开的，对环境的关注仅仅在战略规划阶段。规划一旦完成，对环境的关注便停止^[36]。新时代的科技发展特征决定了以往的战略规划设计已经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新需求，现代战略管理必须强调与环境的全程互动，要求战略规划需随着战略实施情况相机而动。这就要求不仅重视环境现状的监测分析和未来环境的识别预测，还需对目前环境与未来环境进行时序转换的关联分析。以此为战略决策提供探索未知、预测未来的依据。情报体系就是通过持续不断地监视、评估、预见等手段以及所具备的动态应变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

2） 以多部门融合的情报组织为执行主体

现代科技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战略意图与规划设计的动态性、长远性和全方位性，决定了情报分析链条同时具备专长性和宽广性两种特征。所谓专长性是指在情报分析过程中，需要长期持续不断的情报搜集、处理和监测，这一过程经历的时间长、涉及的上下游领域多；所谓宽广性是指情报源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如各类纸质和电子出版物、各级各类领导讲话、各种形式的人际交流、各级各类电台媒体等，均是情报的重要来源。通常情况下，情报收集来自六个不同的领域：信号情报（从电子系统收集），开源情报（新闻、电台和网络等），人工情报（人工收集），图像情报（各种出版物上的图片），地理空间情报（卫星、无人机），测量和痕迹情报（包罗万象）^[37]，全面收集这些领域的情报需要借助多个部门的资源和技术来完成。美国学者Donald Maclachlan认为，只有将己方与敌方的计划相联系，敌方的情报才有意义，因此，作战人员和计划制定者必须将自己的意图告知情报人员，才能使情报人员更加高效地工作^[38]。尤其是在需要强大专业知识支撑的领域，如重大科技项目和基础研究领域，相关专业人员和部门必须将所属领域的未来发展计划准确告知情报机构，并以领域专业知识视角配合情报分析，才能使情报活动有的放矢，提高情报产品的专业性和深度。

多部门融合的执行主体应注重三方面的建设：一是理顺结构。必须确立以一方为核心，其他各方作为辅助的结构体系。通常有两种结构供选择，一种是以专门情报机构作为核心，其他部门作为辅助，这种结构适合于，技术更新较快，具有一定竞争优势，有望在短期内实现从并跑到领跑的科技领域，如空间的进入和利用技术领域等；另一种是以对口的部门或者组织为核心，以专门情报机构作为主要辅助，其他部门作为次要辅助。这种结构适合于专业性十分强，而且需要长期积淀并做长远规划才能体现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高能物理实验的设计、规划、实施动辄需要30年或50年^[39]，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仅通过情报工作进行前瞻性规划是行不通的。二是加强协调。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各部门高度协调并具有战略性，使多部门在执行情报活动时，凝聚力强大、资源畅通、目标聚焦、步调一致、行动一体。三是理清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专门情报机构主要是通过情报搜集、组织、分析、应用和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将特定情报源在情报需求引导下转化为可以指导实践应用的情报产品；科技管理部门和领域专家协会主要负责领域发展意图与目标的设计和传达，以及情报分析中的领域专业知识指导；海外华人协会、驻外大使馆等主要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知识产权、安全管理和贸易管理等部门主要负责安全情报的搜集。

3） 将预测、预见性情报方法和假定环节贯穿于情报研究中

不同于“情报学研究”，情报研究是一种实践性的应用研究^[40]。方法和流程是情报研究的核心。通常情况下，情报流程应包括情报处理—情报分析—情报应用—情报评估。情报处理包括情报源选择、情报采集、情报过滤、情报组织等，这一环节如何尽可能全面地获取相关信息尤为重要，不仅要全方位选择信息源，还需采用适当的方法从信息源中获得全面的信息，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时序关联分析，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情报，例如，通过地平线扫描法获取和利用外部环境事件信息、趋势信息和描述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信息^[41]，以及与观念类相关的信息和证据^[42]，来识别、处理战略性的威胁和机遇，预见可能构成或创造机会的新出现的问题和事件^[43]。在进行环境扫描时可根据问题时空需求采取被动扫描（阅读相关资料）、主动扫描（定期对特定的信息源进行扫描）和定向扫描（特定目的、有选择性）相结合的方式。情报分析是情报流程的核心，有效的分析方法是提高情报产品效用的关键，除传统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计量、聚类和关联分析外，一些被证明卓有成效的特定分析方法表现出了先导功能实现的高效性（表1）。

表1 情报分析方法举例

方法	实施要点	使用目的
情景分析法	找出围绕核心问题或核心决策的关键要素及其驱动力量，模拟可能情景，并按情景出现可能性高低排序，通过监测主要指标和先兆事件逐步缩小情景范围[44]。	回答我们将到哪里？如何到那里？在此过程中会发什么？[45]
全谱分析法	将情报任务进行结构化和框架化的分解、组织和重构，以实现情报工作的“全面覆盖，互不重叠”。具体可包括基于主题领域和目的的“战略情报谱系分析”，基于时间谱系的“技术年谱分析”，基于空间的“五大空间谱系分析”，基于问题的“兰德问题谱系分析”，基于要素的“要素全谱分析”，基于“层级”的情报工作谱系分析，基于工作流程的“输入端全谱、方法端全谱、输出端全谱等”[46]。	全方位获得分析对象的信息及其之间的关联。
意图—能力分析模型	全面分析对手的目的、计划、承诺或行动方案，深刻洞悉对手的整体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方法和生产力[47]不仅在乎带有威胁性质行动的信息，不带有威胁性行动的信息也要掌握（如研发动向、先进实践等）。	了解暗含于竞争政策与战略背后的竞争对手态度、理念及目标等[48]，分析对手竞争能力以及可能采取的威胁行动。
基于注意力理论的分析	分析对手的注意力聚焦领域（领域重点）、注意力情景化情况（环境）、注意力结构性配置（规则、资源、社会关系等的配置）[49]。	分析对手的重点战略部署。
文本分析法	发现重要文本中（如领导讲话、发展规划等）使用频率高以及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术语，如无线电波长、电子磁场或太空光线调制器、太空研究院等，然后分析与这些术语相关联的短语或句子，从而发现可能的科技情报[50]。	分析对手正在关注的研究领域。
OPSEC法	即操作保密性，一种针对己方信息的保护方法。确定关键信息、分析威胁和脆弱点、评估风险、采取对策[51]。	进行科技安全保护，节约用于安全保护的经费；并协助对泄露进行定性。

除上述分析方法外，为支撑先导功能的实现，应特别重视预测、预见性的情报分析方法。2004年，在欧盟联合研究中心未来技术研究所组织召开的研讨会中有学者提出，可以用面向未来的技术分析（future-oriented technology analysis，FTA）来涵盖技术预见、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价等各类面向技术分析的方法和实践。总结起来，FTA方法主要包括六类：描述性分析方法、趋势型分析方法、系统型分析方法、统计型分析方法、模型类分析方法和调查类分析方法（表2），这些方法在预测性情报分析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表2 可用于情报分析的FTA方法^{[52,53,54,55]}

方法类别	方法举例
描述性分析方法	多元未来的形成、概率图、文献计量、影响清单、未来指标状态、多观点评价、形态分析、交叉影响分析、（技术）产品路线图、科学地图、多路径地图
趋势型分析方法	外推法、成长曲线模拟、领先指标、包络曲线、长波模型、未来工作组、愿景、类推、趋势影响分析
系统型分析方法	TRIZ、需求分析、机构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社会影响分析、减弱风险的战略安排、可持续分析、行动分析（政策分析）、相关树、未来轮、反求、成本-收益分析、SWOT和记分板分析、层次分析法、数据包括分析、多因素决策分析
统计型分析方法	（重要人物）心理语言学分析、风险分析、相关分析
模型类分析方法	贝叶斯分析、控制论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创新系统描述、复杂自适应系统模型、混沌机制模型技术融合或替代分析、投入-产出模型、基于代理的模型、情景博弈
调查类分析方法	德尔斐、焦点小组、参与者方法

此外，常规的情报流程不足以完全支撑情报的先导功能实现，为此需要特别强调“假定”在情报流程中的重要地位。假定通常包括两种，一种是基本假定，即假定过去发生的事件将来还会发生。这种假定若想获得较高的预测概率，需要观察大量已发生的事件，因此需要大体量数据的采集，并基于上述情报分析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另外一种是较为高级的假定，即假定造成过去某一事件的那些因素会在将来引发类似的事件。根据确定的起因进行预测，结果往往非常可靠；在实验室条件下预测结果几乎是准确无误的。确定起因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建立确定性模型，只要提供给该模型的数据正确，该模型就能够准确无误地预测出结果^[55]。同时，因先导功能的实现需专门情报机构与其他多种组织的协同合作，情报流程中应将用户研究、用户合作和共同的情报文化创建放在突出的位置。

4） 以先导性功能体系为核心

先导性功能体系由以下互为逻辑的过程和内容组成：方向指引—动力牵引—安全制动—风险干预。方向指引是针对科技领域发展情况开展情报预测和情报预见，针对对手情况开展竞争情报和战略情报活动，以此为未来方向的确定提供决策支持；动力牵引是通过针对己方的资源基础与发展优势分析，针对对手的弱点、资源争取（如合作、人才等）以及针对环境（尤其是社会需求）的机会识别，为牵动科技发展沿着事先预定好的方向前行提供外部动力支持；安全制动是面向难以预测和具有不确定性的发展环境，以及对手持续性和潜在威胁，进行情报预警、情报评估，从而发现前方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把握适当时机进行暂停和重新调整；风险干预是通过反情报、警务情报和对外情报，来破除前行道路的困境和风险，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后沿着事先拟定好的方向继续前行。上述是一个相互嵌套并循环的过程。

在面向具体战略时，根据决策者和国家总体战略需求要对情报功能进行级别划分，由此既保证情报活动的有针对性和高效性，又避免因情报活动过度而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还有助于在情报圈内提高情报工作体系与模式的成熟度，在情报圈外提高情报工作运行模式的显示度^[56]。在总体战略规划中，第一级情报功能是提供情报咨询，以消除对环境认知的不确定性；第二级是提供战略决策方案支持，以告诉制定者有哪些路可以走，这些路各自的特征如何；在第三级，基于情报能力和决策者认同的前提基础，可以进一步提供战略决策方案代理，即直接告诉制定者走哪条路，在行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机会以及处理方法等。在竞争战略中，第一级是提供竞争环境扫描，明确已知和潜在对手有哪些，分布在哪里，有哪些特征等；第二级是提供竞争态势识别，掌握竞争对手有什么优劣势，竞争对手之间的力量对比，己方在竞争生态中处于何等位置等；第三级是提供竞争战略布局，明确对手的竞争意图，谋划己方在科研资源、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布局，并根据竞争态势选择领先战略、追随战略或替代战略^[57]等。在安全战略中，第一级是安全风险评估，识别安全风险，定性安全风险；第二级是安全风险干预，从“被动防御”（如反情报）、“主动攻击”（如隐秘行动、情报欺骗、反反情报等）和“风险转化”三方面构建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第三级是安全战略布局，为国家安全战略布局（包括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创新国家安全思想理论，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完善国家安全方略谋划，推进国家安全宣传教育^[58]）的动态完善和实施提供情报支持。

3.3 情报体系实现

1） 依靠相关法律法规，构建“超级情报组织”

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发展方面出台了各种规划性文件和纲要，如《“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在国家安全方面，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国家情报法》也正式诞生。这些法律法规无不渗透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心与纲领，为专门情报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融合，从而建立集多种部门为一体的“超级情报组织”提供了依据和导向，特别是，为未来情报工作的任务聚焦提供了组织线索。

现代战略情报研究工作已转向分布式协同模式^[59]。超级情报组织就是以凝聚全源力量为目标，以任务聚焦为组织线索，以分布式的协同为工作模式，将专门情报机构与其他多种类型的职能部门融合共同完成特定情报任务。构建这样一个组织的基础性工作是冲破各组织之间的价值壁垒、平衡各组织的价值博弈，找到各组织协同合作的内驱动力；从顶层设计角度上，需从国家全局层面和战略性高度建立举国一致的情报管理体制和机制。如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或国家情报总局（中心）等^[60]。美国在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例如，9 ⋅ 11事件后，美国情报界进行了大幅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成立了联合情报界委员会，其成员主要包括国家情报主任、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能源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等^[61]。维持这一组织的稳定性，需将体制、机制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性文件中，以此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高这一组织的运行效率，需以任务为情报活动的组织线索，建立面向国家各重大战略任务需求的情报行动指南和标准化情报活动程序，并构建《情报资源共享战略》。

2） 抓住军民融合机遇，提升情报能力

军民融合是指把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军民情报融合是指将军事、国防、安全等情报（主要指Intelligence）与社会、经济、科技等情报融合。军民情报融合应以国家发展与安全共谋为本，以理论共建为基，以资源共享和方法共通为路。并特别强调，将民用情报领域的信息及其加工优势与军事情报领域的对抗性情报优势相整合，将民用情报学理论的原理性与军事情报学理论的实务性相融合，以此发挥两者合力，促进情报能力的提升。

所谓情报能力是情报机构或情报人员的情报收集、组织、分析和情报活动执行能力的总和。一般包括规划能力、技术预见能力、情报处理能力、情报分析能力、情报决策支持能力等^[62]，以及情报活动中的动态能力（如感知并抓住机会的能力，重新调配资源的能力^[63]；战略抗逆力^[64]等）。实现情报能力的提升首先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情报资源支撑基础上，为此，要构建军民情报资源共享机制，提出促进情报资源全要素、全方位的双向转移策略（侧重于规避“小核心”、强化“大协作”）。对于信息、知识、技术和方法类资源共享，一方面可通过共建各类数据库来实现，如构建案例知识库、方法知识库、策略知识库等为情报规律的揭示、情报技能的借鉴、情报能力的训练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要以完成具体情报任务为出发点，推动情报活动的一体化发展，从而在情报活动中通过双方的深入协同合作，实现经验类、隐性化知识、技巧和情报文化的潜移默化式的共享，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知识管理和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对于人才资源共享，可以借鉴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实现军民情报人才“旋转门”模式的双向转移。其次，需重视大数据环境下情报技术与工具的研发，不仅善于对大体量数据内容的处理分析来挖掘情报价值；还要强化对数据的敏感性训练，增强对小数据、异常点数据等容易忽略数据的情报感知能力；也要重视逻辑推理、批判性反思能力的建设，善于从数据间逻辑结构、数据时空关联分布等数据外部特征揭示有价值的情报、识破欺骗性情报等。再次，要重视情报方法和流程的变革，使其更加突出场景化特征，善于针对不同场景选择最优方法和流程。最后，还要研究顶层文化、业务原则、情报使命与情报战略等融合过程中的治理体系，以及融合过程中军民双方的互动管理。

3） 借势科技发展新征程，尽快制定国家情报战略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吹响了全党全国人民走向新征程的号角，我国创新性国家建设的蓝图已经形成：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成为世界科技强国^[65]。实现这样一个伟大蓝图需要来自各方的共同协作，只要可以为蓝图抹上一点色彩的各种战略均将获得大力支持。具有极强应用性和“横断性”特征的情报学，并作为科学技术组成部分之一的情报工作^[66]，理应为科技创新发展、赶超发展和安全发展提供情报决策支持。情报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把握这一机遇的重要举措是尽快制定国家情报战略。

国家情报战略是通过综合运用各种力量筹划指导国家情报的建设与发展，从而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提供决策支持。首先，国家情报战略的基本愿景是跻身国际情报强国行列，并深度嵌入到国家创新与安全体系中。其次，为实现这一愿景，需开展以下五方面的布局：一是建立健全国家情报的制度体系，为国家情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创新情报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实现军民情报理论的融合，建立面向“大情报观”的理论体系，为情报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立论依据；三是创建与完善国家情报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国家情报法，更加全面、系统化地强调各级各类情报组织的权利与义务，突出情报活动的“责任性”而非“自愿性”，强调各类职能部门的情报贡献。构建规范化情报工作体系、建立情报活动的标准流程和程序；四是谋划情报活动的方略、政策；五是重构情报学教育体系，变革目前高校的教育内容与模式。拓展情报教育对象，培育科技管理与研究人员的情报素养，使他们走进情报学、认知情报学、参与情报工作、体验情报成果。最后，重点应以以下几方面作为切入点：面向国家发展与安全重新定位情报功能，提升情报机构与人员的使命感，创新情报服务模式，努力提升情报能力，加强政府部门对情报工作的认知、认可，提高情报学的社会地位。

4 结 语

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将情报功能由 “探路者”升华到 “铺路者”，这不仅保持了“耳目尖兵参谋”的情报本色，而且将关注点从局限于科技发展的现状问题转移到目标与愿景，在基于情报分析的探索性开拓中为科技发展的前行之路识别机会、指引方向、提供动力、破除风险，试图以此来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为科技赶超提供更精确的目标、争取更大的优势，为科技安全提供更全面的保护，从而更加匹配新时代科技发展的新情报需求。

《国家情报法》的颁布、《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的诞生、《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标志着我国情报学变革的步伐已经启动、情报学的研究力量逐渐凝聚，作为先行者的情报体系的建设会因此获得持续不断的内驱力推动；也因其在新时代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价值，必将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相信在内外力双重推动下，这一情报体系的建成指日可待，也因此会为我国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增加新元素、赋予新功能。

参考文献

• 1

  李萌. 大数据时代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新思考[J]. 中国软科学, 2016(12): 1-4.

• 2

  吴晨生, 张惠娜, 刘如, 等. 追本溯源: 情报3.0时代对情报定义的思考[J]. 情报学报, 2017, 36(1): 1-4.

• 3

  曾建勋. 花甲之年的惆怅:科技情报事业60年历程反思[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11): 1-4.

• 4

  蒋飞, 郭继荣, 王宁武. “一带一路”倡议下社会文化情报决策支援路径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1): 81-86.

• 5

  次雨桐, 李阳, 李纲. 应急决策活动中的情报监督问题思考[J]. 情报杂志, 2017, 36(12): 45-51.

• 6

  李荣, 李辉, 吴雨蓉, 等. 面向战略情报研究的协同情报服务体系构建——基于科技前沿跟踪与预测实践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3): 16-19.

• 7

  曹如中, 史健勇, 郭华. 不确定性环境下竞争情报服务战略决策的作用机理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1): 28-32, 4.

• 8

  储节旺, 是沁. 省级科技情报机构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策略研究[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7): 1-5.

• 9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回归[J]. 情报学报, 2017, 36(4): 331-337.

• 10

  刘立. 以非对称赶超战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16): 60-69.

• 11

  百度百科. 赶超词条. [2018-03-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B6%E8%B6%85/7141388?fr=aladdin.

• 12

  吴晓丹, 陈德智. 技术赶超研究进展[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11): 236-240.

• 13

  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及其伟人成就[R]. 北京, 2008.

• 14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of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bout BIS: Mission statement[EB/OL].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about-bis/mission-statement.

• 15

  包昌火, 刘彦君, 张摇婧, 等. 中国情报学论纲[J]. 情报杂志, 2018, 37(1): 1-8.

• 16

  张晓军. 情报、情报学与国家安全——包昌火先生访谈录[J]. 情报杂志, 2017, 36(5): 1-5.

• 17

  赵冰峰. 情报论[M]. 北京: 兵器工业出版社, 2011: 49.

• 18

  陈峰. 应对国外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的竞争情报问题分析[J]. 情报杂志, 2018, 37(1): 9-14.

• 19

  曾忠禄. 情报制胜: 如何搜集、分析和利用企业竞争情报[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0: 15.

• 20

  曾忠禄. 21世纪商业情报分析: 理论、方法与案例[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6.

• 21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学报, 2017, 36(11): 1209-1210.

• 22

  包昌火, 刘诗章. 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 情报学报, 1996, 15(5): 345-350.

• 23

  曾建勋. 花甲之年的惆怅:科技情报事业60年历程反思[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7, 40(11): 1-4.

• 24

  科学网.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主要指标进世界前列[EB/OL].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3/404504.shtm.

• 25

  郭戎. 关于未来五年科技发展关键点的思考[J]. 经济研究参考, 2016(13): 39-40.

• 26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全球趋势2030: 变换的世界[M].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 27

  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The paradox of progress[EB/OL]. [2018-03-01]. https://www. dni. gov/index.php/global-trends-home.

• 28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217．

• 29

  苏新宁, 朱晓峰. 面向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的快速响应情报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 2014, 33(12): 53-77.

• 30

  李纲, 李阳. 智慧城市应急决策情报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6, 42(3): 39-54.

• 31

  百度百科. 引领词条[2018-03-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5%E9%A2%86/5334215?fr=aladdin.

• 32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信息事业55年(综合卷)[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1.

• 33

  包昌火, 马德辉, 李摇艳, 等. 我国国家情报工作的挑战、机遇和应对[J]. 情报杂志, 2016, 35(10): 1-6, 17.

• 34

  Hogarth R M. Judgment and choice: The psychology of decision[M]. Wiley, 1987.

• 35

  Das T K, Teng B S. Cognitive biases and strategic decision processes: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9, 36: 757-778.

• 36

  曾忠禄. 21世纪商业情报分析: 理论、方法与案例[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49.

• 37

  Liska A. 防患于未然: 实施情报先导的信息安全方法与实践[M]. 姚军, 吴冲华,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31.

• 38

  Handel M I. Intelligenc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M]. London: Frank Cass, 1990: 1.

• 39

  王贻芳. 创新驱动建设科技强国[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8-03-06, 第9版.

• 40

  陈超. 谈谈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J]. 竞争情报, 2017, 13(4): 3.

• 41

  Aguilar F J. Scann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M]. New York: Macmilan, 1967.

• 42

  王延飞, 杜元清, 钟灿涛, 等. 情报研究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62-63.

• 43

  Loveridge D. Foresight: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nticipating the future[J]. Foresight, 2009, 5: 80-86.

• 44

  曾忠禄, 张冬梅. 不确定环境下解读未来的方法: 情景分析法[J]. 情报杂志, 2005(5): 14-16.

• 45

  娄伟. 情景分析法研究[J]. 未来与发展, 2012(9): 17-26.

• 46

  王延飞, 杜元清, 钟灿涛, 等. 情报研究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47-49.

• 47

  曾忠禄. 21世纪商业情报分析: 理论、方法与案例[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83.

• 48

  赵筱媛, 郑彦宁, 陈峰. 近年美国科技竞争战略的演进与变化[J]. 中国科技论坛, 2010(4): 142-147, 160.

• 49

  Ocasio W.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1): 187-206.

• 50

  曾忠禄. 21世纪商业情报分析: 理论、方法与案例[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7: 126.

• 51

  曾忠禄. OPSEC: 企业公开信息保护的方法[J]. 中国信息导报, 2003(5): 50-51.

• 52

  Porter A L. Technology foresight: types and method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sight and Innovation Policy, 2010 , 6(1): 36-45.

• 53

  Scapolo F, Porter A L. New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FTA[J]. Future-Oriented Technology Analysis, 2008: 149-162.

• 54

  叶鹰, 武夷山. 情报学基础教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64-165.

• 55

  杰罗姆∙克劳泽. 情报研究与分析入门[M]. 辛昕, 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6: 170-196.

• 56

  杜元清. 情报分析的5个级别及其应用意义[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4, 37(12): 20-22.

• 57

  包昌火, 李艳, 王秀玲, 等. 竞争情报导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27.

• 58

  刘跃进.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总体布局[J]. 人民论坛, 2017(34): 38-40.

• 59

  刘细文, 虞惠达. 分布式科技战略情报研究与服务之工作模式研究[J]. 情报学报, 2007, 26(3): 430-434.

• 60

  包昌火, 马德辉, 李艳. Intelligence视域下的中国情报学研究[J]. 情报杂志, 2015, 34(12): 1-6, 47.

• 61

  高庆德. 美国情报组织解密[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44.

• 62

  张家年, 马费成. 国家科技安全情报体系及建设[J]. 情报学报, 2016, 35(5): 483-491.

• 63

  Teece D J.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3): 1319-1350.

• 64

  张家年. 国家安全保障视域下安全情报与战略抗逆力的融合与对策[J]. 情报杂志, 2017, 36(1): 1-8, 22.

• 65

  洪银兴. 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启现代化新征程[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1): 11-15.

• 66

  史秉能, 袁有雄, 卢胜军. 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及相关学术文选[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5: 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