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情报流程是情报实践工作和理论构建的核心概念，它是情报工作复杂化的产物，是对情报活动的概括、提炼，反过来又为情报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保障。高效运行、运转顺畅的情报流程是情报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和基础^[1]。目前国内关于情报流程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的题名字段检索“情报流程”或“情报周期”后发现，真正研究情报流程本身的成果很少，少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竞争情报流程，如孙琳等^[2]提出了面向技术竞争的情报流程；二是公安情报流程，如彭知辉^[3]提出了大数据环境下的公安情报流程优化，姜峰等^[4]提出了基于控制论的公安情报流程优化。上述研究本质上仍未脱离传统情报流程（周期性的顺序推进）的一般环节及其先后次序，只不过因应用领域不同，进行了侧重点强调（如强调竞争对手分析、强调公安情报的特殊性等）。

在情报工作实践中，情报服务固然由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提供，但决策者应该很大程度上参与情报生产的整个过程。决策者甚至是更重要的情报分析者，他们的政策取向、预设的立场、对情报的态度，决定了情报分析的方向，影响了情报分析的结果。因此，需要把决策者纳入情报流程来进行考虑^[5]。美国陆军情报流程的最大特色是强调作战流程和情报流程的相互依赖，作战流程和情报流程犹如两个相互结合的齿轮共同运转。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版的《情报白皮书》指出，决策部门在情报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要不断地提供指导建议和评估反馈，使情报部门能够“量体裁衣”^[6]。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其本质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建立符合决策本身特征和决策者思维习惯的情报流程，二是将情报工作融入决策者和决策环境相互交织的决策活动中。试图以此避免周期性情报流程运转的僵化和各阶段关系的断裂^[1]，强调面向决策目标变化的情报跟进与反馈。最终有助于创新情报流程，使之更符合情报工作的实际，并推动情报学理论创新。

2 情报流程研究现状

情报流程源于情报周期，1948 年美国情报学家 Robert 出版了第一部有关情报周期的学术著作，自此情报周期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军事、战略和警务情报领域中^[7]。2000年出版的美军《联合作战情报支援条令》专门论述了“联合作战情报周期”理论，提出情报周期包括6个阶段：计划与指导、搜集、处理与加工、分析与生产、分发与整合、评估与反馈，它将情报工作的各阶段描述为一个完整的循环，以后的情报周期研究基本上围绕这6个环节进行一定拓展和修订。后来的情报工作实践中，情报周期逐渐暴露出了缺陷，以至于美国情报界一致认为，传统“情报周期”存在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催化了“9•11”事件和对伊拉克大规模武器的情报失察、失误的产生^[8]。

认识到情报周期的理论缺陷后，美国情报界逐渐以“情报流程”代替情报周期。2004年美军颁布了《对军事行动的联合及国家情报支援》（JP2-01）条令，这是官方文件首次使用“情报流程”取代“情报周期”^[9]。同时，美国还将构成“情报周期”的6个阶段改进为“情报流程”中的 6 种“情报行动”。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情报流程模型，根据各流程模型的特征，笔者将这些流程模型分为两大类：强调结构的模型和强调功能的模型（表1）。前者实际上还是沿用了情报周期的基本思想，并没有本质的变化；后者突破了传统情报周期的思维局限，将情报活动各环节聚焦在情报功能上，而不拘泥于形式。

上述情报流程的局限主要表现在：

（1）强调结构的流程模型与情报工作实际不符，实际的情报活动并非按周期式顺序推进的，也不是单向流动的，更不是彼此独立的，各情报活动环节可能会产生重复、跳跃、返回，各情报活动环节也具有显著的综合和交叉性。而且传统的情报流程实际上描述的是情报工作的结构和功能，主要适用于管理情报组织，或者说按照情报组织的部门设置来开展情报活动，这样就人为地将情报流程的各环节割裂出来，并且使情报责任划分不明，容易造成责任推诿。

（2）强调功能的流程模型更类似于“网络流程”、“社会流程”^[8]，这使得情报流程运转起来较为复杂，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环境和决策者认知与需求的变化，具体的目标和任务可能会随时产生变化，这在情报活动中未能给予强调。此外，决策者在情报流程运转中的作用也不够突出，反馈环节也没有全程覆盖。此外，这类情报流程集中关注于某一特殊任务，如预警、安全、失误等，这失去了它在决策中的普遍意义。

鉴于目前情报流程存在的缺陷，本研究提出一种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模型，相比传统情报流程/周期，这一模型不会因对结构的过分强调而简单化各情报环节内容以及割裂各情报环节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因强调分析功能或特定任务而使情报流程过于复杂和抽象。该模型主要是根据决策本身的特征，将情景化的预判作为核心以给出结论（将组织预设到某种未来的情景中而给出相应的前瞻性判断），而不是像传统情报流程那样，将分析作为流程运转的依据（本流程将情报分析融入各环节综合性的情报活动中，以向决策者提供最终的备选解决方案为目标）。此外，与传统的推动型（淡化情报任务及其完成过程因需求和环境的改变而产生的变化）、不充分反馈（反馈环节缺失或局限于个别环节）的情报流程相比，该流程还在以下两方面存在一定的创新性：一是通过驱动这一机制，将决策者、决策环境及他们的情报需求、情报流程四者紧密联系在一起，驱动机制主要表现在情报流程随着决策目标的变化而变化（或推进，或反馈），变化的力量不仅来自于决策需求的导向作用，更重要的是源于满足决策需求的时效性规定和场景性指向要求。二是基于决策本身的特征，将决策者主观行为与决策环境客观表现交织在一起作为融合的驱动要素，决策驱动是围绕于决策目标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的双重驱动。同时，在情报流程中强调各情报活动的综合性和各情报环节的循环反复性。

3 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理论模型构建

3.1 与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相关的概念及其关系

3.1.1 相关概念

1） 决策界定

决策本质上是一种管理行为。目前关于决策的定义很多，如决策是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原则和方法所作的决定^[22]；决策是决策者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在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中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最优方案，逐步付诸行动，并根据执行反馈信息不断调试的过程^[23]。总结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决策的核心是对未来的行动所做的决定，而这种决定的给出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围绕决策目标充分理解决策环境并进行及时响应，也需要进行必要的逻辑推演和假设，从而形成前瞻性判断^[24]，还需要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所有这些必须以充分占有信息并理解信息的含义为前提，再辅以可受情报产品影响的决策者的理性和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认为，决策是一个分阶段、涉及很多方面的系统过程，他强调情报活动是决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5]。从情报的观点看，决策就是将情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26]。

2） 支持决策的情报界定

情报学者缪其浩将情报学分为文献情报学（Documentation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和决策情报学（Intelligence for Decisions-Making），前者源自文献管理，与图书馆科学关系密切。后者的情报对应于“Intelligence”，其特征在于：情报是围绕和针对某一明确具体的决策主体；它重视情报的收集和深度加工（涉及内容重组，不只是序化）；在情报载体上除文献外还包括广泛的多面载体和活的情报源；其实践来源是管理领域中商业情报和国家决策层次上的政治及军事情报；其理论基础是组织理论和管理决策论^[27]。

因使用目标不同，各类情报具有不同的特质，例如，预警情报是通过对情报综合分析得出的一种假设性推理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是防止遭受突然袭击或重大损失的一种警示信号。情报是人脑作出的有价值的判断^[28]。支持决策的情报是通过对情报综合分析得出的前瞻性情景化判断（如未来竞争优势的占有、冲突环境中的方向指引与危险破除等）。其核心目标是为了确定信息含义^[29]，对不确定的、矛盾和不完整的资料进行解释^[30]，然后提供有效判断，以此来消除不确定性、发现所需、使用所知、预判未知、创造可能，从而着眼现在、面向未来、预防意外。通过进攻性和防御性行动，决策情报工作依靠外部获得的有用信息以及内部的信息保护能力来为决策者提供最优决策的补充要素^[31]。也即是说，支持决策的情报不是给决策者提供“唯一”的答案，也不是决策代理，而是提出尽可能多的问题，并评估其可行性，由决策者做出最后判断。

3.1.2 概念关联性

1） 情报与决策的关系

（1）支持决策是情报的核心功能。有观点称，支持决策是情报的核心功能^[32]，例如，情报的典型目标是将精确、可靠和有效的推断（假设、估计、预测）用于战略决策^[33]。服务于重大决策是情报工作的假设、估计、预测^[34]，拥有准确、及时和充分的情报，有助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35]，决策离不开情报^[36]，情报能够排除决策的不确定性^[37]。一言以概之，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推断和排除决策的不确定性。

台湾学者钮先钟^[38]认为，情报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智慧和灵感。笔者认为，这种智慧和灵感是建立在对决策环境的分析与判断基础上的（图1），这其中决策环境扫描与判断是起点，满足决策者需求是情报功能设计的路径依赖，影响决策者是目标。

图1 情报在决策中的基本功能

（2）情报是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郑彦宁等^[39]、宫宏光等^[40]认为，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服务是我国科技情报机构一项核心功能和核心业务，在决策链的各个环节均需要包括情报研究在内的决策服务，情报是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对美国政府而言，情报的作用是直接帮助决策者确定对美国影响敏感的事务，帮助决策者实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情报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优化决策^[41]。总而言之，情报存在于决策链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它构成了决策过程的先导，也是决策的知识基础和决策所需要的智慧。

笔者认为，决策过程包括三个关键要素：决策环境、情报和决策者，情报在决策中的作用是通过决策环境转化成情报这一路径，将环境信号转化为情报，并对决策环境的解释判断而形成相应的决策情报产品，进而在匹配决策者需求的基础上影响决策者的判断（图2），因此，情报在决策中的功能或者作为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是决策环境及根植于此的决策者需求双重驱动的结果。

图2 情报与决策的关系模型

2） 决策、驱动及情报流程的关系

情报支持决策应该关注怎么做出判断从而得出结论，而不仅仅是判断本身^[42]。也即是说，情报功能的实现方式与情报功能本身同等重要。特别是在日益复杂的决策环境下，情报工作要求具备一种固定的程序来描述情报活动的各个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情报流程在情报支持决策中显得十分重要，上述情报在决策支持中的功能实现均需要科学合理的情报流程作为支撑。

情报流程的运转从根本上讲需要建立在两次转化基础上：第一次转化是决策目标转化为情报需求问题；第二次转化是情报需求转化为情报实现问题（即情报流程）（图3）。而冲破这两次转化界限的力量来源就是驱动。决策对情报流程的驱动机理可以从三方面理解：一是不同的决策目标催生了不同的情报需求，而不同的情报需求需要不同的情报流程来实现；二是同一决策目标因决策者主观认知变化和环境变化，会导致对情报需求的变化，情报需求的变化也会导致情报流程的变化。影响决策目标的要素包括决策者特征、决策环境和决策本身的特征。决策者特征主要在于决策者对信息认知的有限理性，他对情报的需求主要是通过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来增加有限理性，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是不断增加的过程，因此也带动了情报获取需求及其实现的变化；情报在决策环境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情报感知和刻画使决策者对决策环境有个深刻而全面的认知，决策环境的发展变化也会带来情报感知和刻画的变化；决策的多阶段性和复杂性使情报需求产生多变性特征，变化的依据需从反馈中获得。三是情报活动的产生是以决策需求为导向的，这种导向性作用在决策者特征、决策环境和决策本身特征三者作用下，具有时效性和场景性指向这是此流程区别于传统流程的本质特征。这种具有时效性及场景性特征的导向即是驱动作用，并基于此付诸情报行动，情报流程由此产生。

图3 决策目标—情报需求—情报流程模型

因此，总体上，“驱动”强调了决策与情报流程的一体化，突出了决策与情报流程的耦合与协同，特别是将情报流程与决策过程进行无缝对接，使情报流程始于决策需求、忠于决策需求变化、循环在决策方案应用及其不断优化中。

3.2 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理论模型

鉴于现有情报流程的局限性，基于决策与情报以及决策、驱动与情报流程的关系分析，笔者提出一种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理论模型（图4）。这一模型没有照搬目前大部分模型所采用的情报规划、情报加工处理和情报分析等环节，或者说有些环节更加强调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的融合。原因是，上述各环节对指导情报工作的意义过于笼统，而且在面对综合性很强的决策活动时，有些环节应该是一种综合性的情报活动，而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如搜集情报本应是情报检索阶段的工作，但搜集什么样的情报？搜集来的情报如何组织？搜集来的情报可用于什么分析目标，也就是搜集来的情报“放在哪”、“怎么放”、“如何用”，都属于综合性的工作，仅具有情报搜集技术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搜集什么，用什么手段去搜集，都有赖于情报分析^[43]，因此，本模型虽然也有情报搜集与组织环节，但“双向箭头”表明，这一环节是与其他环节充分融合的。另外，本模型增加了情报感知（通过态势理解，网络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性的判读和表达）与刻画（对不同类型的情报对象进行画像，来聚焦情报任务）这一环节；用情报研判代替情报分析，因为情报研判更具目的性，而情报分析略为笼统，整个情报流程的每种情报活动都可以称之为情报分析；用情报产品代替情报传递，因为产品本身的特质更加重要，而且产品的本质属性就是用于流通的，其中隐含着传递。

图4 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理论模型

此外，模型还增加了三个新要素：新变量识别、领域专家支持和情报存储。在决策语境下，环境和决策者需求会不时产生变化，强调新变量识别是警示情报流程运用中要注意采用一定的技术与方法识别决定情报需求的各种新力量的加入以及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这些力量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情报活动的最初规划，例如在竞争性决策过程中，新竞争对手的加入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竞争局面，会使决策目标发生一定转移，这必将重新规划情报活动。新增领域专家支持这一要素是想强调领域专家在情报研判中的作用，正如Lowenthal^[44]所认为的，如果不能将情报交给作为各领域专家的分析人员，并通过他们将情报变为报告以回应决策者的需求，那么确定情报需求、实施情报搜集、对情报进行处理和利用均无意义。将情报存储作为流程中的一部分，是强调不能忽视情报积累对支持决策和情报工作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信息碎片化、动态变化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因决策目标可能会有所变化，以及决策的战略性和长期性特征，需要不断更新和累积新的情报。

同时，模型还特别强调以下三点：

（1）以环境情报为起点。对环境的感知是决策者在决策中首先关注的问题。同时，正如商业情报是企业有关竞争对手和竞争环境的情报一样^[45]，决策情报是组织关于其他组织、个人和生存发展环境的情报。该流程模型的决策驱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的驱动力量来自服务于决策目标的决策环境的推动，另一方面来自决策者围绕决策目标而产生的决策需求。鉴于决策者的决策需求源自决策环境倒逼或机遇把握，决策环境对决策目标具有方向性指引作用，决策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有效利用或适应决策环境，因此，该模型将环境情报作为起点。

（2）突出情报活动的综合性。面向决策的情报工作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工作，因为要分析的对象是一个综合体，所面对的环境是动态变化甚至难以预测的，只有将决策者的经验知识与情报分析结合起来，并将经验知识上升为灵感和智慧才是最理想的。情报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是综合性的，同时各个阶段又应该是逐渐进阶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延续、深入和后一阶段的基础。

（3）以反馈降低情报失察、失误的风险。考察进阶后的情报活动科学合理性的重要方法是反馈，情报活动各阶段构成了一个反馈回路。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情报流程模型，其中任一情报步骤在必要时应该都可返回上一步骤。因为起初搜集的情报可能难以令人满意，可能导致决策者改变情报需求；情报处理和利用或分析也可能揭示情报空白，引出新的情报搜集需求；决策者本身也可能改变情报需求，或者要求得到更多的情报^[46]。

3.2.1 理论模型的结构

理论模型结构描述的是理论模型中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结构分析可以明确理论模型各要素的定位和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整体上理论模型遵循“引擎（驱动要素）—目标（需求要素）—路径（功能要素）—行动（实践要素）”这一动态化结构。各要素之间既具有顺序推进关系，也存在不同目的的反馈关系（图5）。

图5 理论模型结构

1） 驱动情报流程的决策要素

（1）决策者特征驱动了可增加人有限理性的情报搜集流程。西蒙认为，由于世界太大、太复杂，而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又非常有限，因此人类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是理性的^[47]。正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决策者收集信息存在偏向性，他们大多只能收集和分析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具有易于引发关注，易于记忆识别或易于引起感官刺激等特征，如醒目的新闻标题、重复报道的信息、不同寻常的事件^[48]，即行为经济学中所称的“显著性效应”和“方便性效应”^[49]，而且由于心理、情感和判断能力的差异，他们在理解信息时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偏差。信息搜集的偏向和信息理解的偏差直接影响了决策判断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增加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是情报支持决策的关键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启动相应的情报搜集流程。

（2）决策环境驱动了面向客观发展趋势研判的情报分析流程。决策环境是影响决策者作出判断和选择决策方案的外部角色和力量，环境扫描是决策过程的重要一环。Jain^[50]总结了环境扫描给组织管理带来的好处：帮助管理者利用刚刚出现的机会、帮助发现刚刚出现的问题、使组织对环境变化更为敏感并作出及时回应等。对环境扫描的目的是跟踪正在出现的非连续性变化、识别因环境变化而导致的关键发展趋势。变化不会无缘无故出现，趋势也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它们的出现、发生或是变化是因为它们受到某些力量的驱使。要预测某种趋势，必须了解支持或者推动环境变化的各种力量^[51]。特别是对这种力量的成因、后果进行深入判断。对影响决策环境的力量变化及其产生的前因后果进行感知、刻画、研判，进而得出某种客观发展趋势，是情报支持决策的又一关键任务，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启动相应的情报分析流程。

（3）决策本身的特征驱动了基于批判性思维的情报反馈流程。决策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长期性，由于环境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以及决策者能力水平和思维观念的变化，使决策过程处于不断的反馈和优化过程中。情报支持决策过程中，必须关注这些动态变化，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情报工作，这需要情报工作者在情报搜集与分析过程中“思考自己的思考，反馈决策的反馈”，开启情报工作的反馈流程。

2） 面向需求分析的情报活动

面向需求分析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对决策环境进行解释和判断，洞察决策者的需求和基本特质，为后续情报流程提供经验知识和问题框架。

（1）情报需求分析。识别情报需求是情报流程的起点，满足情报需求是情报流程的归宿。对情报需求认知不全、不深、不透必然导致后面情报活动的偏差。情报需求阶段的分析对象是决策者和决策环境，决策者的情报需求识别需要与决策者进行频繁深入的互动交流，以此了解决策者是谁？不是谁？决策者对决策存在什么样的看法？决策者尚欠缺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可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以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息行为分析法来完成这一任务。对面向决策环境的决策需求分析主要是对影响决策目标的各种环境变量进行客观分析，所采用的方法包括环境扫描法、数据挖掘技术等。情报需求分析需要情报人员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不仅要具备情报学的专业知识，还需心理学、社会学和数据科学知识背景作为支撑。

（2）情报搜集与组织。情报搜集的任务是根据上一阶段情报需求内容，围绕决策目标进行各类信息的获取，情报搜集的信息来源既包括网络信息源，也包括人际情报源；既包括组织外部的信息，也包括组织内部的信息。特别是，在大数据环境下，要重视碎片化信息的搜集和弱信号信息的识别，要重视信息的关联性（如将产生这一信息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影响因素相关信息进行关联）。此外，情报搜集要重视关键信息源的持续动态跟踪。情报组织是将搜集来的信息通过语义关联技术与方法进行分类与聚合，其目的是将信息资源由以认知和解释为使用目标的文献资源、知识资源，转变为以判断和预测为使用目标的情报资源。

（3）情报感知与刻画。情报感知的目的是对情报需求、决策者、决策环境以及情报任务的组织与规划进行系统性的判读和表达。其主要方法包括态势理解、网络分析和模式分析等^[52]。情报刻画的目的是理解和描绘不同类型的情报用户、需求、任务的特点和雏形，使情报服务的对象和决策支持的范围更加聚焦^[53]。情报刻画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大数据分析技术、系统分析法、环境扫描法等。情报感知和情报刻画是建立在情报搜集和情报组织基础上的，描述的是历史与现实情况，其重点内容是瞄准决策中的关键课题、理清决策情报需求的先后次序。情报感知和刻画需要情报人员具有系统性和战略性思维，对环境具有敏感性，具有丰富的用户交流经验。

3） 面向情报核心功能的情报活动

面向核心功能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将环境信息转化成与决策目标相关的情报，并基于现有情报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判断，情报研判属于此类。情报研判是前一步骤情报感知与刻画反馈给决策环境并进行调整后，所开展的情报分析工作，是情报产品生产的核心环节，也是最应警惕情报失误、失察的环节。情报研判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节情报分析工作，是情报产品次序分析法、环境，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解释判断，来完成与组织管理相关的潜在冲突和风险识别，对自身的适应能力和与其他组织的比较能力进行评估，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预测，当前组织管理存在的危机预警等。为此，可采用的方法包括SWOT分析法、征兆分析法、竞争性假设分析法、基于案例的推理技术、信息融合技术、片断情报分析法、环境扫描法、趋势外推法、仿真模拟法、情景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等。情报研判要求情报人员要避免镜像思维，善于利用批判性思维，能够使用多种方法对研判结果进行反复求证，特别是将情报分析技术方法、情报人员自身经验与领域专家知识进行整合，提高研判结果的精确性和深入度。

4） 面向情报行动的情报活动

面向情报行动的情报活动主要是根据情报任务特征和决策者乐于接受的形式，提供相应的情报产品，并将情报产品应用于决策支持，从而影响决策者的决策方案选择。

（1）情报产品。情报产品是情报分析师提供给决策者进行分析、判断和决策的依据，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情报分析师针对情报主题所得出的结论^[54]。生产高质量的情报产品是情报流程的基本目标。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情报产品具有不同的类型。在决策中，无论什么表现形式的情报产品，其核心均是要为决策提供预判性功能：为决策者勾画组织生存发展环境的整体图景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可能；为决策者提供面向组织未来发展战略的多种 情报解决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为决策者识别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危机并提出相应的预警方案。最终的情报产品以动态跟踪报告、分析评价报告和决策参考报告等为主要形式。此外，情报产品需以决 策者所喜好的形式，采用个性化推荐、协同推荐、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迅速、完整地报送给情报用户^[55]。

（2）情报存储。情报存储是通过元数据设计将情报流程知识、方法知识、情报研究成果和用户知识进行结构化的组织，为揭示“可能存在的事实” 的归纳和揭示“应该存在的事实”的演绎提供情报资源。同时，情报资源库可以为组织和情报人员提供知识和教育功能。

（3）情报应用。情报应用是决策情报的最终目的，情报应用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跟踪决策者情报应用情况，了解他们对情报产品的接受程度，评估情报应用的效果，预警情报应用的风险，为优化情报应用做准备。

3.2.2 基于决策过程的情报流程运行及其研究命题

兰德公司提出了一种卓越决策流程：框架（问题的骨架）—收集情报（已知事实+未知预估）—下结论（系统的方式思考）—从回馈中学习。兰德公司认为，决策过程中的发展层面不是一个接一个的连续动作。例如，在情报收集阶段所发现的信息通常能鼓舞你再走回头，重新架构决策，而且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要做一系列较小的决策，而其中的每一个决策又将牵涉数个决策的框架、数次情报收集工作与数个下结论的步骤^[56]。西蒙将决策的一般过程划分为“情报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审查活动”四个主要阶段^[57]。综合目前决策流程的研究，笔者将决策流程划分为：决策环境扫描→问题界定与识别→决策目标形成→决策方案设计与选 择→决策审查。依据这一过程，将情报流程理论模型的各情报活动具体映射到决策流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形成情报流程运行的基本框架（如图6所示）。框架中，除存在“情报感知与刻画—情报研判—情报产品—情报应用”这一顺序推进的情报流外，还存在两种反馈流：一是因决策环境变化和决策者认知变化导致的需求变化而形成的需求反馈，二是避免情报失察和失误的面向情报活动验证和情报空白点弥补而形成的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反馈。

图6 理论模型的运行

在情报流程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基于图6所示框架，依据“决策是面向未来的行动所做的决定”这一内涵，笔者认为情报流程运行中需着重关注以下五个研究命题，也即是在情报行动中需要关注的五个主要问题：

命题1：“面向未来的行动”必须以史为鉴、以现状为基、站在未来看现在，这需要扫描历史和现状环境，预判未来环境变化。以此来识别竞争与冲突、预测危机与风险、研判趋势与后果。环境扫描与预判尤其要重视影响环境变化的各方力量和它们之间的比较与发展趋势，以及各方力量对影响环境变化的可能后果。同时，还需采用SWOT分析、PEST分析等方法评估组织内部的能力，将其与外部环境进行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的评估。通过这一命题为决策问题界定与识别提供支持。

命题2：“面向未来的行动”必须善于使用面向未来趋势识别的方法与技术进行情报研判，情报研判需结合数据驱动和假设驱动两种方法。一方面需要借助大数据优势，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进行环境要素的关联性挖掘分析，此部分主要是基于数据驱动的情报分析；另一方面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通过归纳演绎、竞争性假设、情景分析和专家调查等方法，进行因果发现与推测，此部分主要是基于假设驱动的情报分析。通过这一命题为决策目标的制定提供支持。

命题3：“做出决定”要求情报产品必须契合决策目标，并为不同的决策目标提供适应性支持。根据组织管理目标和生存发展环境的影响，决策可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不确定型决策、对抗型决策和竞争型决策。其中，确定型决策基本上是在决策者以往经验基础进行的延伸再辅以少量的情报支持便可实现。而另外四种决策必须高度依靠情报产品的支持。这四种类型的决策很多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有不确定就会有风险，有对抗就会有竞争。因此，情报产品应该深刻理解决策环境和组织管理目标而形成综合性研究成果，既包括面向发展的竞争情报、商业情报、社会情报等，也包括面向安全的反情报、安全情报、情报保护等，还包括两者交融的战略性情报。通过这一命题为决策方案设计和选择提供支持。

命题4：“做出决定”需要将情报应用于决策实践。由于上文所述决策的复杂性，将决策方案应用于实践还需要相应的审查和评估机制，以此来对决策方案进行风险评估和危机预警，提前做好因决策不当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并做好情报干预预案。此外，情报产品能否被决策者接纳，接纳的程度如何，存在着不小的变量，情报应用研究中应预测和把握这种变量。

命题5：给情报反馈建立通道，为防止情报泄密建立相应的机制。情报反馈贯穿于情报支持决策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因需求变化而形成的反馈，还是因空白情报点弥补和情报验证而形成的反馈，在整个决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修正甚至推倒重来的作用，情报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资源共享和反馈通道，为情报反馈提供保障。此外，情报流程中涉及的“人”的因素较多，管理较为复杂，容易造成情报泄密，需要从管理机制和技术方法角度建立相应的保密措施。

4 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理论模型的应用价值

1） 为支持决策的情报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目前决策视角下的情报研究基本上集中于情报在决策中的功能分析以及实现这种功能的情报体系和情报机制构建，这些研究的焦点在于通过各要素的综合作用来实现情报支持决策的功能。但具备了这些要素后，采用什么样的程序去实现情报的决策支持功能十分重要。传统情报流程往往具有普遍意义，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智慧，对于专题领域的情报工作指导意义有限。

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相应的情报流程应具有特殊性，应更加关注决策者和决策环境及其他们的动态变化给情报活动带来的影响，“大一统”的情报流程无法强调这一过程。因此，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为支持决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特别是相对于其他情报流程而言具有特定指导意义：一是开展决策支持服务时要特别重视决策者有限理性以及偏好、行为对情报工作造成的影响，要特别关注环境变化对决策者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对情报工作造成的影响，要将这些影响分析作为情报活动的组成部分。二是要将持续反复的反馈环节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以反馈来响应决策者需求和决策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要建立必要的反馈机制和实施通道。三是要与决策者充分互动，传统情报流程中仅停留在情报需求和规划上的用户互动无法满足面向决策支持的情报工作，情报流程的整个过程应该是情报工作者与决策者协同完成的，因此，要建立相应的资源共享机制和用户协同机制。

2） 为面向情报实践的情报治理提供依据

情报治理是对情报工作相关的组织、人员和信息资源进行管控的措施和制度的总称^[58]。《国家情报法》的颁布为情报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目前的情报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四方面：一是对情报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美国、英国等国的国家情报制度的介绍分析；二是对情报事业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情报事业的发展战略；三是对情报机构改革与转型的研究；四是对情报共享与搜集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以信息环境和国内国际形势为背景的分析，提供的是一种面向某一特定治理要素的理论层面的治理思路。而作为实践性学科，情报治理还应以为情报工作提供条件和保障为目的来进行。

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十分强调情报活动的综合性、情报用户的协同性和情报活动各阶段的相互渗透性。这为面向情报行动的情报治理提供了思路：加强情报机构的布局设置研究，特别是筹划构建国家情报机构联盟；重新思考情报机构的职能及其实现模式，谋划情报部门重组，重视情报部门综合情报分析能力；重视情报人员、用户和领域专家的协同，构建相应的资源共享机制、交流沟通机制和情报保密机制；强调情报人员的综合性情报能力培养。

3） 为情报人才的综合性实践能力培养提供导向

情报人才是开展情报工作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与安全战略发展中，情报工作者除了要成为“耳目尖兵参谋”，还要具有“引领”作用，这就要求情报人才要具有情报分析的综合能力^[59]。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综合能力？我们可以从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的各要素及其要求中获得一些启示。如情报感知与刻画需要培养情报人才的情报搜集能力、情报敏感力、情报组织能力、大数据分析能力和交流沟通能力等；情报研判需要培养情报人才的综合判断能力、方法与技术应用能力、系统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情报产品与应用需要培养情报人才的研究成果组织能力和与用户沟通交流能力等。

4） 为面向跨学科的情报学理论创新提供新增长点

理论是情报学科发展的核心要素，目前关于情报学理论创新研究得到了学界广泛重视，特别是在苏新宁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的影响下，以《情报学报》、《情报杂志》等为代表的情报学期刊刊载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均试图从某一个着眼点来开展理论创新研究，充分说明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情报学理论与实践不能脱节，理论的目的是用来指导实践的。马费成教授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所处的介质、空间和场景发生了根本变化，情报学者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一步促进情报学的发展^[60]。跨学科研究已成为情报学理论创新的新增长点，除了研究大数据对情报学理论变革的影响外，作为以决策为基本属性的情报学是否能够在决策支持中获得理论创新增长点？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为其提供了基本思路，根据这一流程，为完成决策支持任务，情报学必须进行相应的跨学科研究，比如，与战略管理相关学科、与管理决策相关学科、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在支持决策过程中所涉学科融合，这为情报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增长点和新思路。

5 结 语

在面对如何整合情报流程与军事行动决策过程相契合这一问题时，美军认为，应将以收集为重点的情报体系过渡为受用户驱动的体系^[61]。与传统流程相比，决策驱动的情报流程解决了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解决了情报活动和研究成果单向地向用户流动，反馈不充分，情报产品应用评估没有跟进等问题。该流程强调主客观交织背景下决策需求及其变化中的情报活动跟进与多重反复循环的反馈，实现了决策者与情报工作的深层对话，倡导资源的自由流动，强调情报搜集人员和分析人员形成网络，以决策者和情报工作者之间足够的互动来驱动情报流程的持续运转，最大限度地缩短情报工作者和决策者之间的距离，使情报产品能够自然地满足决策者的不同要求。二是解决了情报活动各环节彼此孤立、相互分割等问题。该流程各环节具有层次性（如情报组织是为情报刻画做准备等），以便一定程度上指导情报活动的分工，但更强调的是各环节综合性的情报活动，每一环节都履行着综合性的任务，各环节之间有层次也彼此紧密相连，最大限度地匹配决策过程中情报需求规律。三是将情报工程的思想引入到情报流程中，突出了领域专家的作用，重视情报服务作为产品及其传递性，突显用户嵌入的重要性，增加了情报存储一环。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确保情报产品的时效性、专业性、深入性、易用性以及易于被决策者接受性。这一流程的基本逻辑是：决策需求（决策者主观需求+客观环境需求）—情报—决策者—评估—决策者—情报。

这一情报流程的实现还需一定条件来推动：首先，是思维观念的转变。要突破以往周期性情报流程的固有思维，将情报流程置于实际情报工作的需求中去考察，而不是限制在情报机构的职能上。其次，要提高情报能力。情报服务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机构行为。提高机构的情报能力重点在于机构人员的综合情报能力、机构人员的情报共享与交流、机构的治理、机构情报文化的营造、机构情报资源的保障以及影子团队的打造等。最后，要从顶层设计上构建相应的机制和标准。如构建面向综合实践能力建设的情报人才培养机制、情报网络的形成机制、用户参与情报管理机制以及情报流程标准构建等。

参考文献

• 1

  彭知辉. 情报流程研究: 述评与反思[J]. 情报学报, 2016, 35(10): 1110-1120.

• 2

  孙琳, 邵波.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流程分析[J]. 情报杂志, 2008(5): 101-104.

• 3

  彭知辉. 论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流程的优化[J]. 情报杂志, 2016, 35(4): 15-20.

• 4

  姜峰, 谢川豫. 基于控制论的公安情报流程优化研究[J/OL]. 图书馆杂志（网络预发表）. [2018-10-0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108.G2.20180912.0747.004.html.

• 5

  高金虎. 军事情报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58-59

• 6

  张晓军.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74-75.

• 7

  Stokes R L. Employing the intelligence cycle process model within the homeland security enterprise[D]. Monterey, Californi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3.

• 8

  吴素彬, 陈云, 王科选, 等. 美国“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流程研究[J]. 情报杂志, 2013, 32(4): 6-9, 21.

• 9

  张晓军.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70.

• 10

  Kahane L.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From black ops to boardrooms-how business gather, analyze, and use information to succeed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91-92.

• 11

  Herring J P. Buiding a business intelligence system[J].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1988, 9(3): 4-9.

• 12

  Simmer R.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ta for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M]. Philadelphia: Licensing Executive Society USA & Canada Inc, 2001: 1-2.

• 13

  谢尔曼·肯特. 战略情报: 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M]. 刘微,肖皓元, 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5: 123, 130-147.

• 14

  Lowenthal M M. .情报: 从秘密到政策[M]. 杜效坤, 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91.

• 15

  McGlynn P, Garner G. Intelligence analysis fundamentals[M].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8: 13.

• 16

  张晓军.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7: 49, 71.

• 17

  Wirtz J J. The tet offensive: Intelligence failure in war[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 18

  Gentry J A. Lost promise: How CIA analysis misserves the nation[M]. Lanhan,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222.

• 19

  Brouard F. Business intelligence for Canadian corporations after September 11[J]. Journal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nd Management, 2004, 2(1): 1-15.

• 20

  Clark R M. Intelligence analysis: A target-centric approach[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012: 16.

• 21

  刘强. 战略预警下的战略情报工作: 边缘理论与历史实践的解析[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4: 240-241.

• 22

  雷润玲. 成功决策中的情报保障[J]. 现代情报, 1993(1): 38-39.

• 23

  杨晓宁, 刘杰. 论作为决策支持的情报分析——建议采纳的视角[J]. 情报杂志, 2017, 36(9): 19-23.

• 24

  郑彦宁, 赵筱媛, 陈峰.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政府决策服务的最佳实践特征研究[J]. 情报学报, 2012, 31(1): 4-8.

• 25

  Simon H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lnc, 1971: 146.

• 26

  梁战平. 中国科技情报分析为规划和决策服务的现状[J]. 科学, 1993(1): 35-38.

• 27

  缪其浩.探索者言: 缪其浩情报著作自选集[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46.

• 28

  吴晨生, 张惠娜, 刘如, 等. 追本溯源: 情报3.0时代对情报定义的思考[J]. 情报学报, 2017, 36(1): 1-4.

• 29

  Mangio C A, Wilinson B J. Intelligence analysis: Once Again[EB/OL]. [2018-08-28]. https://www.education.psu.edu/drupal6/files/sgam/Intel_Once_Again. pdf.

• 30

  Patterson E S, Roth E M, Woods D D. Predicting vulnerabilities in computer supported inferential analysis under data overload[J]. Cognition, Technology & Work, 2001, 3(4): 224-237.

• 31

  缪其浩. 国家的经济技术情报: 中国和法国的实践和比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6.

• 32

  徐峰, 张旭. 面向决策的情报研究与服务探析[J]. 情报学报, 2012, 31(11): 1124-1130.

• 33

  Clark R M. Intelligence analysis: A target-centric approach[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012: 30.

• 34

  梁战平. 情报学和情报工作的历史性贡献[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4(4): 341-342.

• 35

  Walton T. Challenges in intelligence analysis: Lessons from 1300 BC to the pres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88.

• 36

  沈固朝. 两种情报观: Information还是Intelligence?——在情报学和情报工作中引入Intelligence的思考[J]. 情报学报, 2005, 24(3): 259-267.

• 37

  池建文. 论情报的两个基本问题[J]. 情报学报, 2006, 25(S1): 290-293.

• 38

  钮先钟. 战略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05.

• 39

  郑彦宁, 赵筱媛, 陈峰.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政府决策服务的最佳实践特征研究[J]. 情报学报, 2012, 31(1): 4-8.

• 40

  宫宏光, 许儒红. 开展决策情报服务理论研究的思考[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 34(2): 1-4.

• 41

  高金虎. 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07-211.

• 42

  Heuer Jr R J,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31.

• 43

  高金虎. 试论信息时代的情报分析理论创新[J]. 情报杂志, 2018, 37(7): 1-6.

• 44

  Lowenthal M M.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M].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012: 69.

• 45

  曾忠禄. 企业竞争情报模型[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46

  Lowenthal M M. 情报: 从秘密到政策[M]. 杜效坤, 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90-91.

• 47

  Simon H A. Mode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57.

• 48

  Rogers P.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lottery gambling: A theore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998, 14(2): 111.

• 49

  Gilovich T. Seeing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the effect of associations to familiar events on judgments and decis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1, 40(5): 797-808.

• 50

  Jain S. Environment scanning in US[J]. Long Range Planning, 1984, 17(2): 117-128.

• 51

  曾忠禄. 21世纪商业情报分析——理论、方法与案例[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223.

• 52

  US Army. lntelligence analysis[EB/OL]. [2018-9-29]. 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SArmy-IntelAnalysis.pdf.

• 53

  赵柯然, 王延飞. 情报感知的方法探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8): 11-16.

• 54

  Barclay S, Randall L S. Interactive decision analysis aids for intelligenceanalysts[EB/OL]. [2019-01-20].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5013003_Interactive_Decision_Analysis_ Aids_for_Intelligence_Analysts.

• 55

  化柏林, 武夷山. 卷首语[J]. 情报学报, 2012, 31(1).

• 56

  乔迪. 兰德决策[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1998: 308-309.

• 57

  西蒙. 管理决策新科学[M]. 李柱流, 汤俊澄,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34.

• 58

  王延飞, 陈美华, 赵柯然, 等. 国家科技情报治理的研究解析[J]. 情报学报, 2018, 37(8): 753-759.

• 59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J]. 情报学报, 2018, 37(5): 451-459.

• 60

  马费成, 张瑞, 李志元. 大数据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J]. 图书情报知识, 2018(5): 4-9.

• 61

  高庆德. 非战争军事行动情报支援[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4: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