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近年来，《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南京共识》的达成、华山情报论坛和情报科学读书会的举办，得到军事情报机构、公安情报机构、科技情报机构、社科情报机构、高校等密切的关注，这是1949年以来情报界少见的融合发展热潮。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和技术创新改变了情报研究的范式和情报工作的模式，中国情报工作在历史的长河中正面临着绝佳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清代朱逢甲的《间书》描述“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 ^[1]，可见我国有记载的情报（间谍）活动有近四千年的历史了。情报活动是人类之间竞争的必然产物，历史悠久，并在军事战争中发展进化，逐渐形成了一些情报本质和属性的基础理论和思想。而我国的科技情报工作正是由情报思想的传承与时代发展的需求相结合所形成的。1956年，国家科技情报组织（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和平时期科技情报工作的全面展开^[2]。科技情报工作是把科学技术领域的数据信息，经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加工整理之后，形成有价值的判断，及时传递给使用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的科技情报机构由国家、地方机关以及各部委领导的情报部门或单位所组成，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情报机构历史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实地走访调研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梳理我国科技情报机构六十余年的发展历史，总结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价值意义与功能特性，以及影响我国科技发展和决策的科技情报工作方式，揭示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根本使命和文化自觉，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及组织机构的革新提供参考与借鉴。

2 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沿革及主要工作任务

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时，情报工作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考察因素；同样，在研究情报工作发展历史时，也不得不研究国家的发展和历史环境对情报工作的影响^[3]。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专家学者以不同的视角（情报研究视角、情报学视角、情报服务视角）对科技情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

马费成等^[4]从IRM（信息资源管理）和KM（知识管理）的角度研究了情报学历史发展与学科定位。冷伏海等^[5]对ARIST和《情报学进展》载文内容进行分析，从情报学研究对象、情报技术、情报服务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情报学的研究发展演变。包昌火等^[6]从科技情报研究的角度，将我国科技情报研究发展过程分为兴起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向软科学研究方向发展的阶段（20世纪70至80年代）、全面进入咨询业领域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10年）。贺德方等^[7]从情报学发展的角度，将我国情报学的发展分为学科形成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期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60至70年代）、研究深化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新的趋势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本文研究团队在2015年提出“情报3.0”的概念^[8]，并将我国科技情报服务发展历程分为情报1.0时代（1950—1978年）、情报2.0时代（1978—2000年）、情报3.0时代（2000—2015年）。

不同于这些研究中的情报研究视角、情报学视角和情报服务视角，本基于科技情报工作的视角，侧重梳理科技情报机构的业务的演变和能力的变迁。本研究团队在基于2015年对科技情报服务发展历程阶段划分的基础上，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走访、电话咨询以及历史研究方法对我国科技情报机构的历史、工作内容变化、里程碑事件进行全面的梳理（如图1所示），将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初建期、发展期、调整期、转型期。

图1 中国科技情报机构的历史发展与里程碑事件

图1中时间轴下方为科技情报机构组织的历史发展情况，时间轴上方为影响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事件，用圆圈的大小来大致描述当时科技情报机构的竞争优势，圆圈交叠是因为任何竞争优势的增强或者减弱都是循序渐进的发生，不是戛然而止的。与我们在2015年对情报服务时代划分不同的是，这次划分是对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历史阶段进行划分，角度不同，而且更加细致，是以具有重大事件为划分节点，站在国家科技情报工作战略方位的角度，对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发展进行的梳理总结。

初建期起点的选择：在提出情报1.0时代时，我们是以情报服务的角度，认为情报1.0时代是从文献传递到信息服务发展的阶段，因此以1950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为起点。而本文是站在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层面，以国家科技情报组织（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设立（1956年）为起点，这一年是国家规划性地设立专业的科技情报组织的开端。

发展期起点的选择：在科技情报发展战略层面，1979年，钱学森提出科技情报现代化发展思想；在颠覆性技术层面，1980年，第四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出现，加速了科技情报现代化的进程；在情报工作层面，1981年，中国兵器工业第210研究所在北京设立国际在线检索终端。基于以上三个相近的时间点，我们选择了较早的1979年作为发展期起点，这一年是我国科技情报现代化进程战略目标的开始。

调整期起点的选择：1992年国家级科技情报机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993年，专业化开展中文期刊数据库编制的万方公司成立；同年，1993年美国发布《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计划，开放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开始大肆席卷全球。1994年，全国数十个城市网络连入因特网，使科技情报机构的联机检索逐渐转向网络化信息检索；1994年国家科委将38家科技情报机构认定为一级查新机构。由于信息化是该时间段的重要特征，尤其是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更是在中国科技情报机构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情报工作内容也受到了信息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认定1992年为调整期的起点。

转型期起点的选择：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呈现井喷现象。由于科技情报机构与智库的诸多相似性，促使科技情报机构开始向智库化转型。因此我们选择2015年作为转型期的起点。在这个起点的选择中，我们并没有考虑智能技术的影响，其原因是技术本身在发展中是有具体关键时间点的，但是在科技情报工作中，智能技术的应用无法具体到哪一年，其对情报工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2.1 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初建期：机构成立与组织完善（1956—1978）

二战后，全世界开始大规模重建与复兴，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在当时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美国，积累了大量的科技文献和资料。“情报检索”的概念在1950年被莫尔斯提出来，并不断影响着科技文献利用和分析的方法手段，促使成立于1937年的美国文献学会（ADI）在1968年改名为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美国还在1951年成立了国防军事技术情报局（ASTIA）^[9]。在同一时代，日本在1957年成立了科学技术情报中心(JISOT)；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期影响巨大的苏联在1952年成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ГСНТИ），到1968年其雇员已达到两万五千余人^[10]。科技情报工作作为冷战时期的重要国家竞争手段逐渐走向繁荣。

我国科技情报机构的设立与其他国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基础薄弱，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封锁环境下，急需科技人才的引进及大量国外科技资料的翻译和学习。1955年10月归国的钱学森深知图书情报的重要意义，归国5个月后，担任科技发展规划编制综合组组长的钱学森提议，“我国应根据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情报系统”^[11]。周恩来总理在钱学森的倡导下，将发展科技情报事业列入了《1956—1967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下文简称《规划》）^[12]。该规划指出，要加快建设专门的科技情报工作，快速建立两级情报机构。同年，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现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成立，这标志着我国科技情报工作在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层面正式拉开序幕。随后，各省级情报机构也相继成立。为了更好地组织这些科技情报机构，推动科技情报学术活动，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于1978年成立。在科技情报工作的初建期，我国推出一系列促进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工作方案，迅速成立组建了综合科技情报机构（国家级、省级、市级）、行业科技情报机构（化工、轻工、纺织等）和情报学会，这些机构开始为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举世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两弹一星”等高科技项目都受到科技情报的大力支持。

这一时期的科技情报机构发展也是跌宕起伏，以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为例，1958年，江苏响应国家开展科技情报工作的号召，江苏省科委成立了情报处；1960年，在情报处的基础上成立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1961年，全国推行精简机构的政策，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进行缩编，再次成为省科委情报处，直到3年后才恢复成科技情报研究所；1966年，科技情报事业受到巨大影响，江苏科技情报所一度被撤销，直到1978年，在全国科技情报工作重新整顿的潮流中，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3]。江苏科技情报研究所的这些经历是整个科技情报机构在这一时期内的一个缩影，科技情报机构在风雨中逐渐站稳脚步，为动荡的新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时的科技情报工作者常被称为文献工作者，主要是手工采集（检索）文献、处理技术报告、编译原始文献或报道它们的二次文献[14]。此外，这一时期的科技情报工作也有部分的军事情报特点，即通过海外人员对国外新闻报道、杂志书刊的大量收集和阅研，以内参的形式进行汇编，并传递回国。

《规划》中明确的科技情报工作的任务是，“迅速建立机构，培养情报工作的专家，全面地和及时地搜集、研究和报道国内外，特别是科学先进国家的科技发展情况和新的成就，使全国科学工作能及时地了解这些发展与成就”^[15]。可见该时期，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建立情报机构，培养情报人才，科技文献编译，并创办了一些科技信息动态报道刊物；其历史使命是让全国科技工作者及时获取国内外科技领域的成就和动向，以便于吸收这些科技成就，提高科研和生产能力。

2.2 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期：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与全国联机检索（1979—1991）

在互联网来临之前，电子计算机技术促使科技情报工作飞速发展，是触发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革命性技术。科技情报机构在发展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构建了数据库，以联机检索服务的方式，使情报机构成为其他机构和人员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来源，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在发展战略的层面，1979年至1993年是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期，提出并逐步实现科技情报工作的现代化发展战略。1979年，钱学森在《经济管理》第一期上发表了“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的现代化及其影响”的文章，明确指出科技情报现代化需要对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进行收集、存储、终端查阅、检索和通信^[16]。直到1988年，国家科委发布《情报工作和情报科学发展战略》，正式将我国情报工作现代化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17]。钱学森在情报工作现代化的论述中提到，在情报收集、存储、终端查阅、检索和通信技术这五个现代化关键问题中，检索是最核心的问题，这对整个科技情报领域重点发展联机检索指明了工作重心和方向。

在情报工作的层面，1979年至1993年是全国联机检索的成长期，促使我国科技情报机构获得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且不可替代。1979年，弗莱德里克·基尔古获得了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SIS）当年的年度荣誉奖，以此嘉奖他创造的“合作编目与资源共享系统”，基尔古的这一工作对促成图书情报联合发展起到深远影响^[18]。1980年第四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出现，加速了科技情报现代化的进程。1981年兵器工业201所在北京设立国际在线检索终端，1984年中国情报检索系统领导小组筹建全国联机检索网络，引进数十种国外机读文献磁带，连接12个大型联机检索系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47个城市建立了102个国际联机检索终端^[19]，开始了科技情报联机检索的时代。这对于传统的纸质资料收集和查询的方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进步。

在这个时期，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刚刚起步，功能单一，使得科技情报机构、图书馆、档案部门对于文献资料的存储、管理、检索都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手段，再加上情报学起源于文献学^[9]的历史渊源，科技情报工作中包含对图书资料、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内容，于是图书、情报和档案逐渐因自然的发展规律而越走越近。但由于这三个领域本身的目的和使命具有本质区别，因此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和相关工作定位的逐渐明晰化，三个领域必然也会逐渐分离，各行其道。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科技情报主要工作内容可以称为科技信息服务，不同于初期的文献编译服务，由于国家对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使科技情报机构开始积累资源、构建数据库，通过联机检索技术，获取、查询、传递具体的科技信息。其历史使命是为国家科研项目、生产技术难题、企业技术升级提供专题信息检索、编译和研究服务。

2.3 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调整期：数据资源建设与知识服务（1992—2014）

全球信息化热潮使我国科技情报机构业务向多样化发展，使科技情报工作进入工作重心的调整期，同时也加速了情报机构知识服务的进程，尽管如此，情报机构的知识服务并没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这个时期的科技情报机构开始出现工作业务分化的现象，有科技查新业务，有数据资源建设工作，有知识服务业务，有竞争情报服务业务。

1992年国家级科技情报机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993年美国发布《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计划，开放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开始席卷全球。1994年，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工程（NCFC）将全国数十个城市网络连入因特网，并使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率先提供完善的网络服务^[20]，国内用户可以与154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网络信息资源^[21]，使科技情报机构的联机检索逐渐转向网络化信息检索。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检索可以通过WWW、Gopher等检索工具快速访问各资源，而且全文信息也越来越多，用户可以把需要的信息传输到自己的主机上。我国图书馆纷纷加入国家互联网的Gopher服务主机和客户机，从而实现“虚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憧憬^[22]。随着科技文献数字化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数据库对互联网开放，全国各地的科技情报机构开始建立中文电子期刊及出版物的数据库。中国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中，万方（1993年成立）与维普（1995年成立）都是由科技情报机构成立并运营的。中文期刊数据库的不断完善，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重视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此外，1994年国家科委将38家科技情报机构认定为一级查新机构。科技查新一度成为这个时期科技情报机构的日常工作任务，尤其在各省，科技查新部门成为省级情报机构重要的业务部门。2000年后，具有查新资质的工作站越来越多，该项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减弱，业务也趋向平稳。尤其是2003年《行政许可法》通过后，科技部根据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不再具备认定科技查新一级机构的职能，全国科技查新工作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式信息检索不断发展，科技文献和知识具有了广泛的流动性，传统的联机检索服务开始衰退。此外，情报机构投入大量精力加工、建立的数据库也以公司的形式逐渐脱离科技情报机构组织，使这一时期的科技情报工作者开始将重心向知识服务转移。我们之所以称这个时期为科技情报工作的调整期，是因为科技情报机构拥有的核心竞争优势正在减弱，传统的文献编译与文献检索变得越来越普及且大众化，新出现的科技查新业务、数据库建设工作、竞争情报服务业务、知识服务业务等多样化发展，情报工作重心在摸索中不断演进。尤其是1992年国家级科技情报机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弱化了情报、突出了信息。包昌火在这个背景下于2009年提出用“Intelligence”取代“Information”的倡议，这也是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的风向标。在知识经济浪潮推动下，科技情报机构为了适应社会对知识共享与科技决策的需求，以决策咨询的方式，发布了大量的研究报告。

因此，这一时期的科技情报主要工作内容可以划分为两个小阶段：数据资源建设与知识服务。科技情报工作者基于文献计量的特征和文献内容的发现，挖掘科技情报，使文献信息转向知识服务。其历史使命是以知识服务支撑决策，即对各国科技领域的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发展路线、战略措施等进行研究，从而支撑我国科技决策，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战略性。

2.4 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转型期：智能服务与智库化转型（2015年至今）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智库建设的国家战略，带来了科技情报机构的春天，促使情报工作开始向智能服务和智库化转型。情报工作智能服务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智能”反映了情报工作者以智能的技术手段加工信息、激活知识、运用情报的能力^[23]。由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变革和突破是大数据时代显著的特征，但对于科技情报工作来说，相关技术的影响无法具体指向到哪一年，而且直到目前，科技情报工作的智能化工作平台建设、智能分析工具开发等相关工作仍然在不断的发展和探索。相比之下，智库化转型的时间点显得格外醒目。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4]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呈现井喷现象。在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从2008年入围74家增长到2016年的435家，智库数量成为世界第二。在此背景下，科技情报机构也受到很大影响，纷纷开始设计和布局战略发展规划。

从根本上来讲，智库机构是一个知识汇聚、知识流动、知识增值、知识管理、知识推送的开放式闭环系统，知识服务就是将这个闭环更好地衔接，是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手段。大数据时代的科技情报机构不再仅仅是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信息保障，也不再满足于为狭义的科技决策者提供情报支持，而是将工作边界扩展到对广义的科技创新发展的宏观决策提供支撑和前瞻，为政府、企业提供战略情报知识服务。2016年以后，全国各地情报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都围绕情报机构智库化转型的主题展开学术探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等机构都在努力向智库化转型，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方面都有所进展。2018年，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也成为北京市首批智库“北科智库”的重要成员单位。陈峰^[25]对这一时期的科技情报工作进行了四个层次的划分，其中第三个层次就是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而在第四个层次的服务中，他提出了提供“思想智慧服务”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智库的智能服务正好契合，也是情报服务向高端智能服务跃进的重要风向标。但科技情报机构的性质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这种专家型智库不同，因为从根本上讲，科技情报的看家本领是善于积累数据、管理信息和知识服务，在智库化发展定位上应该向数据型智库发展，以数据做支撑，以知识服务做平台，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情报机构与智库机构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还是有很多本质的区别。随着智能服务能力的提升，科技情报机构将提供更多的智力产品。不过应当指出，智库化转型，并不是将科技情报机构变成一个智库，而是拥有智库功能。准确地说，未来科技情报机构应该是一个提供更多智力产品的科技情报机构，而不是单纯地提供科技信息，也不是单纯地只提供专家智慧。

2017年6月，中国情报工作首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颁布，将情报工作的任务设定为以国家安全观对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参考。虽然该法律没有明确涉及科技情报工作，但为科技情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特别是在科技安全领域，科技情报工作面向国家安全的颠覆性科技的识别、预警、跟踪与研究，都将为国家战略竞争及安全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支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实践角度看，现阶段科技情报主要工作内容是在不同的科技应用领域、不同科技创新过程和科技管理的不同阶段，以全信息链个性化的智能服务，提供科技发展态势和趋势的分析、建议、策略方案等，产生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其历史使命是为政府或者企业科技创新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关注并主动探索国家、科技领域重要问题，并以产生的科学思想产品影响科技创新舆论，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步伐。

3 科技情报工作历史变迁的述评

在理论层面，信息被公认为是情报科学的中心概念之一。目前，我国情报学专业多数设置在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论是一套有关信息及其处理的理论，香农（Shannon）提出“信息”这个概念时，引入了热力学中“熵”的思想^[26]。关于一个科技活动的事实，在数据网络中是一个随机变量，它本身具有随机不确定性，科技情报活动就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决策的盲目性。如何消除这种随机不确定性？这里还需要提到信息链^[27]的概念，这也是一种信息的价值转向。梁战平在2003年就以情报的视角对信息链做了明确的解释，“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智能这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信息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信息下游面向认知属性”。该定义对信息上下游的界定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28]不谋而合，而“世界3”理论被布鲁克斯视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29]。信息论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理论根基，信息链是科技情报的价值转向，世界3理论是科技情报的哲学逻辑。

图2 中国科技情报工作重心的变迁

基于对信息论、信息链、世界3等理论基础的剖析，以及对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梳理，发现科技情报工作的重心是基于信息链进行变迁的，如图2所示。

在中国科技情报的初建期，情报工作几乎都是在物理态的客观世界里展开，科技活动可以被描述，科技文献被汇总编译；在发展期，情报工作的重心依然在物理态的客观世界里，将科技事实以数据的形态客观呈现出来，并进行联机检索。由于科技资料的增加，这个时期的情报工作人员开始对科技文献进行综述、评述，并撰写专题报告，逐渐地将科技情报工作向意识/精神态的心理世界里转移；在调整期，随着网络大众化发展，数据的获取和检索已经不是情报机构所特有的能力，情报工作完全进入了意识/精神态的心理世界里，通过寻找科技信息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这些相关性的中间变量，来挖掘科技情报，并开始向思想客观态的知识世界转移，科技情报工作开始提供更多的知识服务产品；在转型期，随着可以工作第四范式、“互联网+”模式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情报工作开始贯通三个世界，以全信息链个性化服务，通过对科技信息与决策需求的响应，提炼有价值的科学思想，在思想客观态的知识世界里去影响科技创新舆论、引导决策。这正是王飞跃所说的情报工作的理想境地，“不是情报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情报”^[30]。也就是说，情报工作由最初的依靠数据收集和分析，必将发展到决策需要依照情报智能服务的理想境界。

然而，随着技术局限及时代需求的不断更新，无论科技情报工作的历史使命和工作重心如何变化，永远不变的是科技情报工作的根本使命，改变和发展的只是工具、方法、技术、机制及模式。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军事领域的发展依赖于科技情报^[31]。可见科技情报工作影响的不仅仅是科技领域，而且涉及军事、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需求的多样化虽然拓宽了科技情报工作的边界，但情报工作的本质目的就是在决策过程中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之下，消除信息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决策的盲目性，优化决策者的思路。因此，科技情报工作应该不忘初心，履行“耳目、尖兵和参谋”的职责，牢记其根本使命：支撑决策、引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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